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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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玉章与中国人民大学……………………………………………程文
　　■陈垣与北京师范大学……………………………………………邓瑞全
　　■李达与武汉大学…………………………………………………宋镜明
　　■陈嘉庚与厦门大学………………………………………………杨国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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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与中国人民大学
　　程 文

　　中国人民大学创建于1950 年1 月。前身为1937 年创办的陕北公学及后来的华北联大、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它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传统,新中国诞生后建立的第一所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经济和管理为主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吴玉章同志是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中国人民大学的奠基人, 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建奋斗了17 个春秋,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学校从创办一开始,吴老就强调,学校是一个培养人的地方, 培养好一个人不容易, 常言道:“十年育树, 百年育人。”办教育是国家建设的头等大事,它是国家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大事,应该抓好。因此,要想把一个学校办好,能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高质量的合格人才, 非从严治校、从严执教不可。一个软、懒、散的学校不可能培养出合格学生、好的学生; 当然也不可能带出好的、有过硬本领的教师队伍和职工队伍。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吴老在主持中国人民大学17 年的工作中,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建立健全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树立良好的校风校纪
　　吴老无论在各种大小会议上或作报告讲话中, 始终强调学校要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对于各种规章制度在执行中有不完善的地方, 要在总结执行经验的基础上及时加以补充修改,做到尽可能完善。在吴老主持下,学校制订了一整套规章制度和工作条例。如:建立校长集体办公制度,会议汇报制度, 教学管理制度, 师生员工作息制度, 人事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学生民主管理制度,政治学习制度,组织生活制度, 师生员工请销假制度, 教材出版审批制度,学员供给制度等等。人民大学发扬了解放区的光荣革命传统,把好的传统、好的思想、好的作风、好的校风校纪、好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教材管理方法等传授给了全国的大专院校。当时全国大专院校来校参观学习的,每天都应接不暇。从而使人民大学成为无愧于党领导下的第一所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光辉典范。
　　2、注意政治理论教育
　　吴老的办学指导思想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吴老一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办学指导思想,始终强调要把中国人民大学办成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1950 年10 月3 日,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提出, 中国人民大学培养的学生“都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成为掌握最新科学成就的专家。”1951 年6 月在专修科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大会上, 他又再次明确地指出,“必须不断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努力钻研业务, 精通科学技术, 既要掌握建设祖国的本领, 又要加强革命品质的锻练。”吴老对中国人民大学培养人才的目标也是十分明确而坚定的。他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在办学中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吴老不仅强调要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干部,而且也十分重视加强和提高学校教师和行政人员的政治理论水平。他说, “只有教师、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提高了,学生才有可能提高。”吴老于1950 年9 月8 日主持会议讨论决定,中国人民大学创办马列主义夜大学和马列主义夜校, 学制暂定夜大学为2 年毕业,夜校为1 年毕业。夜校学员经过申请并考试合格后可升入夜大学习。凡夜大或夜校学员学习期满, 经考试合格准予发给毕业证书, 并享受同等学历待遇。第一期马列主义夜大学和夜校,于1950 年9 月19 日开学,这期共招收夜大学员600 多人,夜校学员700 多人。吴老一贯强调学员要系统地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割裂和肢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科学体系。他十分厌恶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吴老以自身的深切感受和丰富的革命经历谆谆告诫教师,切不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他用中国革命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作为例证, 在大小会议上反复强调,“马列主义是真理, 但不可能把一切事物事先都具体地规定出来, 要从实践中得出规律, 不合规律就要失败,从失败中得到教训,使之合乎规律,才能得到成功。”他在各学科、专业教师座谈讨论时,也多次强调指出, “毛泽东思想是贯串我们教学和科学研究中的一根主线, 但不能代替具体的经济学、历史学、语言学和文艺理论。”他总是诚恳地希望学校的教职工都能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 刻苦攻读, 独立思考。他耐心地引导各学科的年轻教师都应系统地去总结本学科、本专业的丰富实践经验。在吴老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学继承和发扬了老解放区办学的光荣传统,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
　　3、 一贯注重教师队伍的建设
　　他认为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教学质量高不高,关键在于是否有一支过得硬的教师队伍。1950 年建校初期, 吴老就在学校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 学校应培养一支高水平的青年教师队伍。因为人民大学成立时,当时只有原华北大学的四五十位教师, 他们过去又主要是担任短期政治训练教学任务的,大多是教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和哲学等政治课程的。人民大学成立后,由于学校的性质和任务的改变,它由原来的短期政治训练班改为正规的政法、财经综合性大学, 不但有本科, 而且还有专科、马列主义夜大学、夜校、函授、全国各大专院校派来的教师进修班等。它一成立就设立了7 个系,41 个教研室,开设有142 门课程。这些专业课都是过去华北大学未曾开过的,即使是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要对课程进行系统讲授, 也深感过去教师的水平显得不够了,需要进行系统的重新学习。当时能否办好学校,摆在吴老面前的最大困难就是教师的奇缺, 甚至有许多专业教师要从零开始。人民大学面临这样的困难,单靠上级支持从外校调入是不可能解决的。因此,吴老指示校部各部(处) 、各系,要在1950 年底以前,从学校的行政和政工人员中,从华北大学毕业留校的学员中, 抽调出大批青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培养一批急需的教师。在另外一次会议上,吴老又再次指出:我们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宏大教师队伍。按照吴老的指示,学校各部(处) 、各系在1950 年底共抽调出220 人,同时又吸收全国各地大专院校进修教授、讲师、助教100 余人作为研究生, 在各教研室领导下, 由苏联专家指导, 独立进行研究工作。吴老对于抽调出来的青年教师的质量和培养方法都十分关心,经常要求各系在汇报工作时,都要把培养青年教师的工作作为汇报的内容之一, 同时还经常要求各系向他单独专题汇报青年教师的培养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如一次听取汇报后指示说: 抽调出来的青年教师政治上固然要强,但必须具备较高的实际文化水平,在学习和教学工作上要不怕吃苦,能刻苦钻研。读书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就很难理解书中的意思;不刻苦钻研,理解也不可能深刻。吴老在人民大学初创时期,由于教师奇缺而采取自力更生培养青年教师的措施, 倾注了他老人家大量的心血。人民大学现在的绝大多数骨干教师,都是在建校初期,在吴老的关怀下培养出来的。
　　4、十分重视提高教学质量
　　吴老经常告诫学校的各级领导, 特别是教学主管部门和各系、各教研室一级的领导: 教学质量的问题是办好学校的根本问题。为了提高教学质量, 除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外, 更要求青年教师的讲稿要经过教研室集体讨论、修改,然后在教师中试讲,经大家再次帮助补充修改后, 方能向学生讲授。为了掌握青年教师的教学情况, 吴老还经常抽出时间听青年教师试讲, 并亲自深入到教室学生班上听青年教师讲课。听完教师在学生班上讲授后, 吴老还要就上课的具体内容和应该注意的教学方法, 课堂组织等方面对教师提出改进意见。1950 年4 月21 日第四次校务行政会议上, 吴老在谈到关于如何提高教学质量问题时说: 教师讲课时, 要把一些难懂的原理用通俗的语言向学生讲授清楚。对于每一章节,教员要指出重点,使学生有个明确的概念。解答问题, 事前教师要有准备, 事后要报告和检查。因此,教师要把问题讲清楚,首先教师自己要把问题研究透彻。教师只有把难以理解的问题想透彻, 才能运用通俗的语言,即学生易于接受的语言,向学生们讲清楚。如果自己对问题都理解不透彻, 当然就不可能给学生讲清楚。讲课时还要有重点,对于重点问题要反复讲。什么叫讲透呢?就是要阐明某一个基本理论是在什么社会经济条件下总结出来的, 它确切的涵义又是什么, 这一理论在现实社会经济中是怎样表现的, 应怎样运用这些基本理论来分析现实经济问题。吴老说,这些是他自己在教书时处理问题的经验。
　　5、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
　　人民大学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和开学典礼筹备工作, 都是在吴老的亲自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人民大学从1950 年创办至1966 年12 月吴老逝世,共举行过10 次科学讨论大会。在举行科学讨论会期间, 吴老不但要参加科学讨论大会,而且只要他不外出参加别的重要会议,他都要抽出时间轮流参加各系、各教研室召开的分学科的科学讨论会。为了给教师创造科学研究的条件, 吴老一方面批准给各系、各教研室拨出一定的经费购买图书资料,另一方面他又帮助各系、各教研室与有关部门联系,请中央各有关部门接受教师、学生前去实习。同时还希望中央各有关部门尽可能给人大教师提供科学研究的有关资料, 有时他还亲自出面约请中央各有关部门领导及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来校作报告。在吴老的关怀下,人民大学在建校的最初几年,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从而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好评。为此,中央各有关业务部门也纷纷前来约请人民大学的教师去作报告, 帮助他们解决业务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从而使学校与业务部门挂钩的形式,在人民大学成为一种制度。
　　6、十分重视对工农干部的培养
　　在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之初, 他就十分强调要培养一支工农干部知识化的经济建设队伍。他认为工农干部是经过党多年培养教育的, 他们有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和政策理论水平,还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他们工作积极、埋头苦干, 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满腔热情, 立场坚定, 但他们在建国后要管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缺乏文化和业务技术知识。目前他们有的已在基层领导岗位上工作, 有的还要继续安排到基层领导岗位上去。因此,我们要下决心为党培养一支工农干部知识化的经济建设队伍。他强调说,为使工农干部成为既懂政治, 又懂业务的专家, 首先学校在招生工作中, 工农干部和劳动模范应占有一定的比例。在培养方法上,可以根据本人的文化程度, 有的可以进本科, 有的可以进专修科。既不能进本科,又不能进专修科的,可以为他们办一个文化补习班(后因招生人数每年增加,文化补习班改为中国人民大学预科) ,文化低的工农干部和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可以先进文化补习班补习1 至2 年文化, 待文化基础提高以后再进入本科或专修科学习,但文化补习班要加强领导,配备较强的干部去领导, 还要配备有经验且耐心负责的教员去上课。编写的教材既要考虑速成,又要兼顾打好基础,一般由上课教员自己去编写。
　　人民大学在1950 年创办之初招生时, 遵照吴老的指示,规定十分严格,要求也是很高的。如当时的外交系招生,除政治条件和工作年限之外, 还必须是党员和区营级以上的干部才能报考入学。培养的目标是我国驻外使领馆的参赞或领事一级的外交工作人员。又如工厂管理系各专业,主要招收干部和产业工人中的劳动模范和部队的战斗英雄,培养的目标是基层厂矿企业厂矿长或经理, 特别是生产管理的厂矿长和经理。
　　7、十分重视在职成人教育
　　吴老认为, 人民大学是党领导下创办起来的第一所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应该在办学方面走自己的新路子,把正规办学和社会办学结合起来, 把校内办学和校外办学结合起来, 把脱产学习和不脱产学习结合起来, 这样就可以更多、更好、更快地为国家培养出大批合格的建设人才。吴老提出人民大学应该首先把成人在职教育办起来。因人民大学早已把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机关科以上在职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 以马列主义夜大学和夜校的形式抓起来了, 同时, 也把学校文化低的一般教职工正规学习的初、高业余文化学校办起来了,现在应该把面向全国的高等函授教育办起来。为了稳妥起见,可以先行试点,再逐步扩大到全国去。为此,在1950 年暑假, 人民大学成立了以当时的副校长成仿吾同志为主任的函授教育筹委会。为了做到尽快开展函授教育工作, 1951 年10 月18 日, 以吴玉章等3 位校长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教育部的陆定一、胡乔木、安子文、钱俊瑞等同志写报告,并请他们转呈刘少奇副主席审批。
　　当人民大学得到刘少奇副主席1951 年11 月5 日的批示后,立即认真做好招生的各项准备工作。1952 年1 月初,先行在北京、天津、太原3 城市同时招收了工业经济、工业会计、国民经济计划、国内贸易、对外贸易、贸易统计、财政、银行、消费合作社等10 个函授专修科学员共2323 人。以后逐步扩大,遍及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山东、江苏、上海、辽宁等9 个省、市、自治区的100 多个市、县。在短短15 年间, 人民大学的函授教育共为国家培养了各类人才近2 万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人民大学的函授教育白手起家,从小到大, 从3 个城市发展到全国9 个省、市、自治区的100 多个市、县, 开设有6 个函授站, 近40 个教学点, 有经验丰富的专职函授教师队伍100 多人, 规模之大, 人数之多,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创举。吴老为新中国的教育史又谱写了函授教育的新篇章。
　　8、 处处以身作则, 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 关心同志, 爱护他人
　　吴老从1949 年底创办中国人民大学, 至他1966 年12月12 日逝世为止,担任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长达17 年之久。进入晚年,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和体力不支,尽最大努力为办好学校多做贡献。他除了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外,对教职工在政治上的进步是非常关心爱护的。每当开会或碰见各系、各教研室领导时,总是要询问一些老教师的情况和民主党派成员在各单位的情况, 特别是青年教师在政治上的进步和表现。虽然很多教师未曾与他见过面, 但他听过各系、各教研室领导的汇报后,就常挂记心上。每当下次再向他汇报工作时, 他就常常询问上次汇报说的某某同志现在的表现怎样?有什么进步?吴老总是殷切地说, 你们不但要会使用教师,你们更要会关心爱护教师,特别是要关心青年教师和从外校调进的一些老教师在政治上的进步, 帮助他们不断提高觉悟,努力改造世界观。
　　吴老在人民大学历次政治运动中, 敢于冒风险抵制错误,力所能及地保护一些同志。如1957 年的“反右斗争”中,他竭力主张在“划右”中不要搞扩大化,特别在青年学生中,应以关心爱护、教育为主,反对在学生中划右派。1960 年的“教学检查运动”中,在8 月的一次教师批判会上,他参加了半天的批判大会后, 用深沉的语气说, 不能这样批判同志嘛! 这样继续批判下去, 把我们学校的大批骨干教师都批判了, 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人民大学以后还要不要办?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敢于到批斗郭影秋副校长的大会上去公开保护郭影秋同志,并在批斗大会上说,郭影秋同志是党的好干部,他是周总理调到国务院任秘书长的,后因学校工作需要,是我从周总理那里要来的,他是个好同志,不能打倒。
　　吴老对于自己的生活要求极其严格。无论是在战争年代的延安,还是在和平环境的北京,他始终保持着党的光荣革命传统,生活上艰苦朴素,作风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搞特殊化,从不浪费国家一分钱。（《教学与教材研究》1998年第1期）

陈垣与北京师范大学
　　邓瑞全

　　一、有容乃大 唯才是举
　　陈垣任辅仁大学校长之初,面对学校新建,师资力量匮乏, 教学体系不健全, 缺乏社会声誉等现实情况, 他会同校内同仁,延揽名流,网罗人才,扩大学校规模,逐步提高教学质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1929 年, 辅仁大学扩大为文学、理学、教育3 个学院,12 个系, 同时聘请一批名流担任学校董事, 除教会代表8人外,有政教界张继、傅增湘等4 人,有学术界张相文、沈尹默等5 人, 校长陈垣、文学院院长沈兼士等7 人, 以及实业界人士3 人。如此鼎盛的阵容,在当时国内教育界是不多见的,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高水平的师资对办好学校、提高教学质量至关重要,陈垣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对选聘教师常常亲自把关。当时,北京的名教授多集中于国立大学,且课时繁忙,不太可能到一个新建私立学校作专职教授,因此陈垣没有刻意罗致他们,一般只请他们来校作专题演讲,或短期兼课。那么师资问题怎么解决呢?陈垣另辟蹊径,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关系,从大学之外的社会各界挖掘师资,把那些不为学界熟知而确有真才实学的人士推上讲坛。如著名学者余嘉锡,为前清举人, 本在湖南家乡读书著述, 他的儿子余逊(后为北京大学教授) 在北京大学上学。陈垣是北大兼职教授,在讲课时发现班上学生余逊写作非常出色,便特意询问他的家学,了解到余嘉锡的情况, 并得知余正在撰写《四库提要辨证》。不久,余嘉锡把部分《四库提要辨证》书稿寄给陈垣,陈垣看后非常赞赏,于是邀请余嘉锡进京,并聘他到辅仁大学任教,余嘉锡也从此为学界所知。后来余嘉锡又担任国文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成为学校里不可或缺的著名教授,并于1948 年同陈垣一起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再如著名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星,是著名地理学家、辅仁大学董事张相文的哲嗣,曾留学美国和德国,回国养病期间由其父介绍认识了陈垣, 陈垣见他在中西关系史方面颇有研究, 造诣甚深,就请他到辅仁大学任教,先后聘为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并将他翻译的《马可孛罗游记》推荐到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 将他编纂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作为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出版。再如著名画家溥雪斋,满族正蓝旗人,没有任何学历, 但在书画方面颇有造诣, 辅仁大学创办美术专修科,陈垣亲自登门聘请他担任导师和主任, 当时溥雪斋只有三十多岁。后专修科升格为美术系,陈垣又聘他为教授和系主任。
　　陈垣在选聘师资的同时, 十分注意发现人才, 培养人才,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发现和培养启功。当年启功只上过中学, 没有正式工作, 傅增湘把他介绍给陈垣, 陈垣看了他的作品后, 非常欣赏, 认为“写作俱佳”, 就介绍他到辅仁附中教国文。两年后,附中认为他没有大学文凭,将他解聘。陈垣又将他安排在辅仁大学美术系任教,也因为没有文凭被再次解聘。陈垣认准启功是可造人才,就将他安排在自己身边,教大学一年级国文。启功以自己的努力和出众的才华,成为文史两系很受欢迎的教师。数十年后,启功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最受尊敬的教授之一, 以诗、书、画三绝名扬天下,为国家和人民做出重要贡献,但他从没有忘记恩师陈垣。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特别要说明,这个‘恩’字,不是普通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的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
　　陈垣虽然没有像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那样具体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但他的办学实践与此完全相通,在学校管理、教师选聘以及学术活动中, 从不因循守旧, 没有门户之见,不管党派信仰,唯才是举,唯才是用,这在一所教会学校里是非常难得的。正因为有了陈垣的包容与宽容,在校师生中既有崇奉三民主义的,也有信仰共产主义的,还有一些其他政治思想倾向的。当然,对那些丧失民族尊严甚至卖国当汉奸的人,陈垣是坚决反对的。当时国民党以辅仁大学为根据地经常从事政治活动,陈垣对此是知道的,虽然他本人很早就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但没有加入国民党,退出政坛后更是不问政事,对学校师生参加这类活动一般采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八年抗战期间,有些组织开展地下抗日斗争,陈垣暗中给予支持和保护。对共产党也是如此,如范文澜,在30 年代初被认为思想过激、有共党倾向, 1931 年,他拿着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黄节的介绍信来见陈垣,希望能得到一个职位。陈垣同他交谈之后, 对他的学术见解非常欣赏, 不顾一些人的异议, 请他到学校史学系讲授“正史概论”。两年后,范文澜因“共党嫌疑”被逮捕,陈垣为此多次去宪兵团、警察局要人,最后经陈垣立保,才得以获释。范文澜后来去了延安,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再如鲁迅,于1932 年11 月来北平探视母病, 应广大学生的请求, 陈垣顶着很大压力, 请他来校演讲。再如著名文学翻译家李霁野, 1938 年应聘辅仁大学外文系, 他有共产党背景, 陈垣对此是知道的, 但并未拒绝他。其他如共产党人张珍(建国后任兵器工业部部长) 、刘达(建国后任清华大学校长) 等,对他们从事的许多活动,陈垣一般都不予干涉。当然,由于辅仁大学是教会学校,教会对学校事务有一定的控制权,有些事情陈垣是无能为力的。陈垣的大度与包容,赢得了许多学者的尊敬,他们很愿意到辅仁大学来任教,一时间学校人才鼎盛,在国内的影响越来越大。
　　二、永恒的爱国主义教育
　　陈垣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无论是任辅仁大学校长还是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他反复强调和一贯坚持的。1937 年, 日本侵略军加快侵略步伐, 7 月7 日, 卢沟桥事变, 7 月30 日,北平沦陷,从此北平人民开始了亡国奴的生活。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强迫中国师生学习日语,用日伪编定的教材, 向日本军人行礼, 学校升挂日本国旗等, 进行全方位的奴化教育。陈垣对此非常愤怒,予以坚决抵制。陈垣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团结校内德国籍教会负责人,出面和日伪反复交涉,提出辅仁大学不用日文课本,不挂日本国旗,日语不作为必修课。日伪当局知道陈垣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 他们采取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请他出来任职, 如曾以高薪请他出任“日中满蒙四国东亚文化协议会”的中国会长, 被他严辞拒绝。为了不给日伪提供任何可能的口实, 陈垣在抗战八年间,除了学校之外闭门不出,不与日伪有任何往来。陈垣曾经去过日本两次, 在日本学界颇有声望, 有不少日本朋友,但在此期间,他几乎一概不见。至于过去的朋友,只要出任伪职,或是和日伪沾上边,陈垣就和他们坚决断绝来往。当时北平日伪的头面人物王克敏、董康是陈垣昔日的老熟人,多次想和陈垣拉关系, 打电话给陈垣, 陈垣说:“我不认识你!”毫不留情。陈垣曾经多次受到威胁。1938 年5 月, 日军占领徐州后, 命令北平全市机关、学校一律挂旗庆祝, 辅仁大学和辅仁附中拒绝挂旗,为此附中被强令停课三天。日伪派人“质问”陈垣,并说:“你不依命令,难道不怕死吗?”陈垣毫不畏惧, 引用《孟子》关于“舍生取义”的一段话作为自己的回答。
　　八年抗战期间, 陈垣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对日本推行的淡化民族意识的奴化教育保持高度警惕,他说:“是知习俗易人,久而忘本,甚矣,边疆之不可长沦于敌也!”(《通鉴胡注表微•夷夏篇》) 因此, 他反复强调民族意识, 指出:“当国家承平及统一时, 此种意识不显也, 当国土被侵陵, 或分裂时, 则此种意识特著。”(同上) 在当时的条件下, 他通过讲课和著述, 砥砺气节, 激场士气, 表彰不仕异族的遗民逸士, 对为国捐躯的英烈再三致意,对卑躬屈膝腼颜事敌者无情痛斥,成为沦陷区的一面爱国旗帜。
　　陈垣经常利用上课、集会、题词等机会宣传爱国思想,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平沦陷后,北京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顾炎武、全祖望二人同为明末清初具有强烈民族思想的爱国学者,陈垣以顾氏《日知录》和全氏《鲒亭集》为授课教材,就是影射现实,贬斥背叛民族的败类,褒扬为国赴难的英烈,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在公开举行的集会上,陈垣反复提倡品行和气节,以此对广大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1941 年5 月在辅仁大学史学会上发表演讲:“所足为病者, 乃今之学生过于注重生活问题, 而忽略于学术研究, 吾常觉人生以品行为上, 身体次之,学问又次之,金钱为下。因人生尚有至高目标,倘能学术与生活打成一片,于温饱之后,多读书,多作学术研究,则善莫大焉。”陈垣强调“品行为上”,强调“多读书”, “多作学术研究”,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由于日寇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 广大沦陷区的青年对抗战形势有些悲观, 加之生活困难,一些人逐渐颓废下去, 更有极少数人在金钱的诱惑之下而站到敌人一边。因此,陈垣在强调品行的同时,强调读书,强调只有读书才能认识本民族的文化, 才能辨别日伪的奴化宣传, 才能坚定爱国信心, 若不读书,“则不一二世悉变为无文化之人,此统治者所求而不得也。”陈垣的用心可谓良苦!
　　1942 年4 月, 陈垣在辅仁大学返校节运动会上发表演讲,引用了《礼记•射义》中关于孔子举行射箭比赛故事。他说: 孔子开运动会,对参赛者是有要求的,“贲军之将(败军之将) ,亡国之大夫(丢失国土的官员) ,与为人之后者(做他人后代的人) ”不能参加运动会。当时在场的除广大师生外,还有部分日伪官员,人人都知道陈垣讲话的弦外之音,爱国者深受鼓舞,而那些卑躬屈膝为虎作伥者受到鞭挞。
　　爱国主义是陈垣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把爱国看成至高无上。如对一个人来说,即使有很多缺点,“苟不戕贼祖国,君子所不弃也”(《通鉴胡注表微•边事篇》) 。再如关于历史史实,认为“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泥, 凡事足以伤民族之感情, 失国家之体统者, 不载不失为真也”(同上) 。由此可以看出陈垣强烈的感情色彩。1950年,政府就辅仁大学的教育主权与教会有激烈交锋,陈垣毫不犹豫地站在政府一边,坚决支持政府收回教育主权。1952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后, 他也没有放松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先后发表了《为着祖国的未来, 我们必须加强学习》、《为培养祖国新生一代贡献自己的力量》、《教育工作六十年》等许多文章,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
　　三、严谨扎实的教学实践
　　陈垣18 岁开始教蒙馆,先后教过小学、中学、大学, 当过中学校长、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大学系主任、副校长、校长,主管过教育部的工作,创办过工读学校和全日制中学, 从事教育工作70 余年, 其丰富的教学经历在当今中国是不多见的, 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陈垣以其严谨的教学态度、扎实的教学功底和渊博精深的学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被称为教育界的一代宗师。
　　陈垣对基础课教学和教材编写非常重视, 在主持辅仁大学校政时,首创“大一国文”课程。他认为大学文理各科学生应该掌握文史基本知识,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为此他规定全校各系一年级设置国文课,由自己亲自主持,亲自遴选教师,并带头教一班以为示范。“大一国文”所用课本在全校是统一的, 课本中选哪些作品, 选录的标准, 每篇作品的要点,通过讲授要使学生受到那些方面的教育等,陈垣都一一向任课教师说明。学年末全校“大一国文”课统一考试,陈垣统一出题,统一评定分数。实际上也是对教师教学成绩的一次考核。
　　在历史教学方面, 为帮助历史系学生提高古文阅读能力和了解基本历史典籍,陈垣新创了两门基础课《史学名著选读》和《史学名著评论》, 先后在北大、北师大和辅仁等校讲授多次,很受欢迎。现在大学历史系的必修课《历史文选》和《名著选读》,就是由这两门课脱胎而来的。二三十年代,各大学课程科目安排随意性较大,因人设课的现象很普遍,缺乏严格的教学计划。陈垣在学校教学管理中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他自己由于学习过西医,受过系统的西方科学训练,因此特别重视制定教学计划,讲求教学方法。怎样备课,每课时讲授多少内容,讲授的重点和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哪些内容需要板书等,事先都有充分的准备和安排。陈垣还把自己的教学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教师,要求青年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当今书坛泰斗启功先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中,对陈垣的教学方法,特别是课堂教学,有切身感受,他回忆说:
　　“(陈垣) 老师一贯的教学理论,多少年从来未间断地对我提醒,今天回想,记忆犹新,现在综合写在这里。老师说:一、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层里教几个小孩不同, 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二、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三、以鼓励夸奖为主。不好的学生,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他们一小点好处,加以夸奖。四、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件发生, 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 万一发了脾气之后无效,又怎么下场?你还年青,但在讲台上即是师表,要取得学生的佩服。五、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书的各方面都预备到, 设想学生会问什么。陈老师还多次说过,自己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有时并不够一堂时间讲的。六、批改作文,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作一篇。改多了他们也不看。要改重要的关键处。七、要有教课日记。自己和学生有某些优缺点,都记下来,包括作文中的问题,记下以备比较。八、发作文时, 要举例讲解。缺点尽量在课堂下个别谈;缺点改好了,有所进步的,尽力在课堂上表扬。九、要疏通课堂空气,你总在台上坐着,学生总在台下听着,成了套子。学生打呵欠,或者在抄别人的作业,或看小说,你讲的多么用力也是白费。不但作文课要在学生坐位行间走走,讲课时,写了板书之后,也可下台看看。既回头看看自己板书的效果如何,也看看学生会记不会记, 有不会写的或写错了的字, 在他们座位上给他们指点,对于被指点的人,会有较深的印象,旁边的人也会感觉兴趣,不怕来问了。”
　　除课堂教学外, 陈垣还很注重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理论联系实际。1906 年,他在小学教博物课,常带领学生到野外采集标本。1911 年,他在光华医学院教人体解剖学, 由于缺乏供解剖用的尸体, 他就带领学生到郊外乱坟堆寻找被人遗弃的尸体和骸骨, 现场讲授, 使学生增强感性认识。在从事历史教学后, 他仍然强调动手实践的重要性,经常引导学生自己动手查找资料,编制索引,练习写作。为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他自创“史源学实习”课,从文献中选择部分篇章, 让学生寻找其引用史料的最早出处, 并分析其优缺点,然后撰成短文。这种训练难度较大,但对全面提高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非常有好处。陈垣曾经在辅仁、燕京、北师大等校历史系开设此课,受到普遍称赞。除教学实践外,陈垣还特别重视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强调教师要研究问题,并将研究的成果融入课堂教学之中,提高教学水平,使教学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他本人无论是在大学任教, 还是主持学校管理工作, 从不放松学术科研, 几乎每年都取得新成果,都有专著出版。陈垣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时, 已届72 高龄, 但他不顾年迈体衰,积极投身到国家建设和教育工作之中,为师范教育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尽心尽力。1954 年至1959 年, 陈垣陆续发表了《青年们, 欢迎你们来参加人民教师的队伍》、《为培养祖国新生一代贡献自己的力量》、《人民教师应当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尊敬》、《加强学习,更好地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希望大批优秀青年投身到教育战线上来》、《青年们到教育战线上来》、《教师工作使我永远年青》等许多文章,在广大青年学生和青年教师中引起很大反响, 很多人就是以陈垣为榜样投身到教育工作中去的。（《教学与教材研究》1999年第4期）

李达与武汉大学
　　宋镜明

　　李达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者, 是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 他和他的同志们在黑暗的中国大地上点燃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 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理论家、著作家和教育家。
　　解放之初,李达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1952 年11 月,转任武汉大学校长。武汉大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解放前,周恩来、董必武、陈潭秋、邓颖超、罗荣桓、郭沫若、李达、李汉俊、恽代英、伍修权、郭述申等都曾在这里从事过革命活动。解放后,在李达任期内, 毛泽东、董必武、李先念、彭德怀、陈毅、叶剑英、张闻天、陆定一等曾莅临学校视察。
　　武汉大学具有优良的学风, 在国内外有很高的学术地位。辜鸿铭、华衡芳、许德珩、李四光、孙大雨、黄侃、朱光潜、竺可桢、邬保良、查谦、桂质廷、叶雅各、闻一多、叶圣陶、郁达夫、沈从文、刘赜、刘永济、杨端六、李剑农、邓初民、曾昭抡、李国平、高尚荫等众多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曾在这里任教或工作。
　　在这所著名的重点大学里, 李达主持校政达13 年之久。他是武大任职最久、威望最高、影响最大的校长。
　　一、坚持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李达从他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深刻地认识到,改造旧大学要靠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武装,建设新大学也是一样。师生员工只有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才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才能把学校办好。李达一到武大,就亲自组建了马列主义教研室(与系同级) 并兼主任,亲自讲授辩证唯物论、中国革命史等课程,加紧培养马列主义理论师资。当年暑假,李达率领马列主义教研室中青年教师上庐山备课,并亲自审阅他们的教学大纲、备课讲稿, 回答他们提出的重点、难点问题, 指导理论课的教学改革。
　　接着,创办了颇有影响的马列主义夜大学,在自愿的原则下,组织教师和干部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夜大学学习期限4 年, 开设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四门课程。1954 年11 月2 日, 李达对参加夜大学的教职员作动员报告, 阐明了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教育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必须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报名参加夜大学学习的有近千人。除本校人员外,校外也有教师报名参加。当时,李达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患肺气肿、胃溃疡等多种疾病,不能吃饭,只能吃流汁,工作繁忙,社会活动多,可是他对教师干部的理论教育仍然抓得很紧。为了办好马列主义夜大学,李达亲自拟订教学计划,选拔任课教师,指导教师备课,并且亲自讲授哲学课。每次讲课前,他总是认真写好讲稿,印发给大家。不少老教授感慨地说, 在夜大学听李校长亲自讲授唯物辩证法, 深得教益。
　　为了促进理论教育的深入开展, 1959 年2 月, 学校成立了以李达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育委员会, 下设办公室和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四个教研室,由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分别兼任各教研室主任。该委员会由党委常委、总支书记和有关同志组成。各教研室的教师除了专职理论教员,还有一部分由党团干部兼任。
　　李达如此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不仅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有较高理论水平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并且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在李达校长的熏陶下, 武大一直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放在学校工作的重要地位。李达创建的马列主义教研室,今已扩展为政治与行政学院,现有教授20 人,副教授33 人,其中博士导师8 人;拥有硕士学位授权点8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2 个。
　　二、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
　　武汉大学哲学系始建于1922 年9 月,久负盛名。1952年10 月,全国院系调整,武大哲学系合并到北大哲学系。1955 年, 根据高教部的部署, 武大哲学系开始重建。1956 年夏, 武大哲学系正式恢复, 由李达兼任系主任。其时,李达已是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为了充实师资队伍,李达到处招贤纳士。如今哲学系的一批名教授如江天骥、肖父、陈修斋等就是他从北京大学聘请来的。调来的教师如有具体困难,他都一一加以解决。比如,有一位老师全家都在天津,爱人又是家庭主妇。李达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主动把路费寄到天津,帮助那位老师连家带眷一起调到武大。充实教师队伍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李达亲自培养和选拔,如著名哲学家陶德麟教授,就是他当年的学术秘书,后来曾担任过系主任、副校长、校长。
　　在重建武大哲学系时,李达的办系宗旨十分明确。他强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强调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鼓励教师出高水平的学术著作;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坚持“双百方针”,繁荣学术,形成特色,建立和发展我们自己的珞珈学派。在课程设置上,强调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 使理论课、历史课、科学知识课以及工具课相结合; 在招生和培养目标上, 主张“集天下英才而教之”,要求学生“脑、口、手、德、体”并重,全面发展。李达亲自编教材,或组织编写高质量的学术性强的教科书,注意抓试验班,带头示范,为哲学系重建后的首届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他精力不济,站着讲有困难就坐着讲,板书有困难就请助手帮忙, 每次课坚持讲二三个小时, 所有这些, 不仅对武大哲学系的重建起了极大的指导与推动作用, 而且对哲学系后来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李达精神的鼓舞下, 原来重建的哲学系现已扩展为哲学学院。现有教授25 人,副教授21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8 人,拥有硕士学位授权点6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4 个,国家重点学科2 个,国家哲学人才建设基地1 个。
　　在全国高校哲学系中,武大哲学系以其历史悠久、成就卓著、实力雄厚、特色突出而跻身前列。这是武大几代人努力拼搏、奋发进取的结果,其中尤其不能忘记李达的巨大贡献。
　　三、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这是李达主政武大的又一重要特色。早在1953 年武大的国庆典礼暨开学典礼上,李达就根据中央精神阐明了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他指出: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忠实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 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为此, 应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作为高等学校所必须具备的教育基础;要适应国家建设要求的不同类型的建设人才, 在广博的基础知识之上进行不同类型的专业教育,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发展与专业训练相结合,培养出能胜任各种建设事业的专家。他说,这就是新型高等教育为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所应遵循的道路,这是办高等教育的基本方针,也是办综合大学的基本方针。谈到高校的任务时,李达指出:综合大学和其他专科性高校各自分担不同的任务。专科性高校主要是培养技术科学方面的从事实际工作的专门人才。综合大学则主要是培养理论或基础科学方面的从事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的专门人才。因此,综合大学的培养目标,首先要使学生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与较广博的科学知识,通晓一般的科学规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专业训练, 使之能够独立地创造性地进行研究, 并善于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解决自己专业方面的某些理论和实际问题。
　　1955 年,高教部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为了贯彻这个方针,李达同副校长张勃川商量后,主持召开了学校第五次学术委员会(扩大) 会议。李达向大会作了《关于提高教育质量,坚决贯彻执行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报告和总结,着重指出: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关键在于教师树立全面负责的思想。他说,提高教学质量是提高教育质量的中心问题, 业务课、政治理论课、体育课的教学质量都提高了, 都能全面负责, 都能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 教育质量的提高就有保证了。
　　1956 年5 月, 学术委员会举行第八次会议, 讨论进一步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问题。李达在会上重申:第一,中央制定的全面发展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并且是完全行得通、做得到的。第二,贯彻全面发展的方针应该首先在教学中贯彻。第三, 要运用多种多样的方式, 要有周密的计划。第四,要有一定的制度来保证这个方针的贯彻。第五,要逐步改变教师负担不平衡的情况。
　　1957 年5 月,李达应《新湖南报》的约请,撰写了《怎样做一个社会主义大学生》的专文, 就办学目的、大学生标准等问题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进一步深化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内涵。李达认为,德、智、体三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但德育是根本的。
　　1958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段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李达认为这个方针的基本精神,仍然是要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理论联系实际,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他反对和批评教育中的“左”倾错误。李达提出,要纠正“左”的错误,就要努力改善师生关系,尊师爱生;要认真学习,又红又专;要使教学成为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他说:要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教学与科研、生产劳动的结合中,教学是中心,应把提高教学质量放在首位; 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我们具有高度的科学理论水平,我们应该向科学理论的高峰进军;在师生结合方面, 教师起主导作用, 提高教学质量, 提高学校的科学水平,都有待于教师们的努力。他号召教师们发奋攻读,刻苦钻研,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他说,大学如果没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不培养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人才,那么这个学校的政治方向也是空的。
　　1961 年, 中央颁布了高教60 条, 李达衷心拥护, 坚决执行。他多次召开会议,要求系主任主持教学,要恢复各项规章制度, 重视基础课, 要由有经验的教师担任基础课教学。
　　1962 年以后, 随着教学制度的恢复, 李达进一步指出,培养和提高师资是当务之急,是学校能否办好的关键。他反复强调,大力提高师资水平,迅速形成一支强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他希望“三至五年内,八至十年内,涌现一批名教授”,在学术界出现几个有地位的专家、学者,把中青年骨干充实起来。李达非常关切地说:“武汉大学在国家(重点) 大学中占第几位,我很注重这事,有人说我们是第五位。要努力迎头赶上去。”又说:“我设想10 年以后,武大水平线以上教授数以百计,然后赶上国际水平,应该向这方面走。”
　　1963 年11 月15 日李达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报告中, 从哲学的高度, 深刻地总结了办学的基本经验。包括办学指导思想、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教学质量的提高、科学研究的开展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诸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好社会主义大学。
　　四、注重科学研究
　　李达历来十分重视科学研究。他认为,高等学校特别是国家重点大学,既是教学机构又是科研机构。教学与科研应同时并举。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 1955 年, 李达决定重新出版《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和《武汉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并兼任编委会主任。翌年, 他又主持制订了武汉大学12 年规划草案,并举办了全校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以后,科学讨论会多次举行过,提交讨论的科学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特别是1963 年举行的第四届科学讨论会,提交讨论的论文和展出的著作之多,在武大校史上是空前的。
　　为了组织领导好科学研究工作, 李达总是大力宣传和贯彻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 鼓励独立思考, 大胆创造, 反对窒息生机的教条主义,提倡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他甚至讲过:“我们在政治上绝对服从毛主席的领导, 但是在学术上,我们同样可以跟毛主席争论。”这些话,在当时是没有哪个敢说的,而李达却敢讲。在不少问题上,他与毛主席讨论,甚至还有争论,比如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个口号,就争得面红耳赤。事实证明李达所持观点是对的,后来毛泽东也承认这个口号错了。
　　李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但非常谦虚。他同助手、教师乃至学生讨论问题,总是那样平易近人。哲学史教研室的同志曾和李达在封建社会分期问题上发生过争论。李达主张西周封建说,他们却主张战国封建说,各不相让。但争论过后,他毫不介意,并不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李达尽管校务繁重,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教授,不仅应该积极带头培养研究生,而且组织和领导开展科学研究。尽管自己身患多种疾病,他仍以“继续在理论战线上发挥一个老兵的作用”自勉。他还亲自组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开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李达从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利益出发, 指出:“科学上没有长足进步, 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可能。”他要求“各位系主任,拿出4/ 6 时间带个头,向学术方面进军”。李达一生著作等身,培养了一代又一代高水平的专家、学者,而这些著作都是他严谨治学、辛勤耕耘的结果。李达对助手和别人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他反对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提倡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创见。有一次,他的一位助手写了一篇文章送给他看。他看后觉得没有什么新意,便批了几个字:“唯陈言之务去”, 要求这位助手重写, 使他受了一次深刻的严谨治学的学风教育。李达的率先垂范,为科学研究的长足进展,为武大学术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重视和爱惜人才
　　李达是非常重视人才的。他经常讲,一个学校,一个系办得好不好的一个标志就是看有没有一批知名的教授、学者。他又说,大学是最高学府,教师要有最高学术水平才行;教师的教学和科学水平,是反映学校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出成品、出人才最基本的条件。世界上许多著名学派和学术中心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他深感人才可贵和来之不易。为了发挥人才作用, 他含辛茹苦, 呕心沥血, 不知操劳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这里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当年曾昭抡教授是著名化学家、科学院学部委员、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他被错划为右派后, 别人都不敢用他, 李达校长知道了这一消息之后, 便大胆地聘请他来武大任教。这在当时,是要有很大的胆略和远大的目光才能办成的。而这种胆略和目光首先来自他办好高等教育的爱才之心。曾昭抡教授是戴着“右派”帽子来武大任教的。他来之后,担任化学系元素有机教研室主任,并首先倡导创办元素有机新专业,招收研究生,给青年教师开提高课,还主持编写了《元素有机化学》丛书。曾先生言传身教,辛勤耕耘,以实际行动改变了武大化学系一度沉闷的空气, 一大批中青年学术骨干脱颖而出, 硕果累累, 名声大振,在化学系历史上留下了极深的影响。对于确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教师, 李达也给以极大的关注。例如有位同志原是读经济学的,提前毕业后被分配到化学系做团总支书记。1958 年, 他在武大校刊上发表了几篇学习辩证法的短文章, 李达看到后, 认为他很有培养前途,就把他调入哲学系,以后又派他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这位同志现在已是博士生导师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学科带头人。此种例子还很多。李达深入群众, 民主办学, 为人处事以身作则, 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 因而赢得了全校师生员工的崇敬和爱戴, 大家都亲切地尊称他为“老校长”。（《教学与教材研究》1999年第3期）

陈嘉庚与厦门大学
　　杨国桢

　　厦门大学创办人陈嘉庚先生, 是我国著名的华侨领袖。他集企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厦门大学是他“毁家兴学”树立的丰碑之一。
　　一、变卖大厦维持厦大
　　陈嘉庚深知要办好一所大学, 必须有充裕的经费, 光靠个人力量是难以办到的。在倡办厦大之初,他就表示“拟于开办两年后, 略具规模时, 即向南洋富侨募捐巨款”。1922 年3 月, 陈嘉庚返回新加坡。是年冬, 第一次发起筹措厦大基金,没有回音。1923 年9 月,他在《南洋商报》发刊词中,公开呼吁:“我力至微,而望乃至奢,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与其苦心孤诣, 一意独行, 何如大声疾呼, 广招群应。我南洋资本家乎, 其有关怀我祖国, 欲求兴国之根本乎?对于厦门大学之前途, 其将作如何之感想乎?”然而到1924 年, 他接连两次募捐行动又告失败。直到1927 年以后,才有华侨黄奕住、曾江水、黄廷元、李光前、叶玉堆及林文庆校长等人先后捐资20 余万。1930 年后, 当时的政府曾予以少量资助。厦大经费几乎都是陈嘉庚兄弟独立支付的。1925 年前后, 陈嘉庚的企业经营达到巅峰, 拥有橡胶园6 070 公顷,生胶厂、熟胶厂、菠萝罐头厂等30 余所,国内外分行店100 多所,直接代理商49 处,公司员工3 万余人,总资产叻币1 200 万元。此时厦大的经费充裕,陈嘉庚决定多聘国内外名宿任教, 并实施教学革新, 努力使厦大成为国内第一流大学。
　　这一时期, 厦大兴建了大批校舍, 添置了许多图书和仪器设备,陆续增设医药、工学、新闻、法学等部(科) ,建立国学研究院, 附设模范小学和预科。1930 年分文、理、法、商、教育5 个学院,共设17 个系。拥有知名学者众多,如文学家陈衍、鲁迅、林语堂、沈兼士、孙伏园、台静农、余謇;语言学家罗常培、周湃明; 哲学家朱谦之、张颐; 史学家张星、顾颉刚、陈万里; 教育学家孙贵定、朱君毅、杜佐周、姜琦、邱椿; 化学家刘树杞、丘崇彦、张资拱; 生物学家秉志、陈子英、钟心煊、吴兆发、林绍文、钱崇澍; 数学家姜立夫、黄汉和、杨克纯等。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教授。学校还从海外聘来一批外籍教授。1928 年3 月,国民政府大学院派员考察厦门大学,认为学校“基金充裕,成绩甚佳,各种设备,亦极完善,比之他处,有过无不及”,批准立案。这在私立大学中算是最早的。
　　1926 年以后, 陈嘉庚企业出现亏损, 到1929 年, 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更是江河日下,办学经费日益匮乏。陈嘉庚毅然变卖全家居住的三幢大厦, 所得悉数充作厦大经费。他的这一举动,报纸以“变卖大厦,维持厦大”的醒目标题刊出, 在海内外传为佳话。1934 年2 月, 陈嘉庚公司收盘,社会上风传厦大、集美两学校不久将关门停办,陈嘉庚于7 月发出《启事》, 说明两校自可维持, 望两校员生坚定奋发,为振兴我民族文化而努力,勿为浮言所惑。他通过募捐、借债、变卖产业等办法,极力支撑厦大。直到1936 年5月,考虑到“虽可维持现状,终无进展希望”,决定无条件将厦大产业献给国家,由政府收办。6 月,教育部同意接办厦大,改为国立。1937 年,厦大改为国立大学,由萨本栋接任校长。
　　二、百年树人止于至善
　　陈嘉庚创办厦大,自称是“爱国愚诚所迫”。他虽然没有亲自从事教育管理工作, 但他对如何办好教育有过许多思考,提出独到见解,为厦大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有些观点之精深,至今乃不失其光彩。陈嘉庚在筹办厦门大学的过程中, 反复说明“民无教育,安能立国”的道理。他提出:“教育之盛衰与国家社会有密切关系”,“中国今日之所以积弱,民智之所以未开,民性之所以皆自私忘公,乃因教育不发达。为使教育发达,必须普及教育; 而教育之普及, 非得专门人才不可”。“国家欲达法治,端赖专门大学”。陈嘉庚主张办大学要博集东西文化, 使之融会贯通,为复兴民族所用。当林文庆出任厦门大学校长问及办校宗旨“究竟注重国学,抑或专重西文”时,陈嘉庚答以“两者不可偏废,而尤以整顿国学为最重要”。因此,初创时期的厦门大学,一方面注意自然科学的教育, “将重要之科学知识, 编成中文, 以期养成我国国民之科学精神”, 另一方面也注意国学的研究, 一时成为南方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产生许多大家名作。关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陈嘉庚认为教育受经济的制约,“百事非财莫举”,“经济缺乏,则教材不足,教材不足,则成绩自无可观”, “而经济充实,教育乃无中辍之虑”。但教育事业不能等经费十分充足了才着手进行,只有随时随力积渐做去, 才能日积月累, 有所作为。“须知我办学校,非积存巨金,寄存银行,一切经费,皆待经营”,捐资办学计划在先,筹资在后, “钱未到手,就先准备把它用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企业来办学。教育和实业具有互相消长的连带关系,因此学科设置和教学内容应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多设农、工、商等科”。陈嘉庚要求厦门大学在教学中, 应“教育知识技能,以能致实用”,“以切于实用造就应用科学人材”。同时注重人格教育:“发扬民族精神, 陶冶高尚人格, 养成坚忍奋斗之精神,养成研究学术之精神,注重有规律之生活,养成俭朴勤劳之习惯, 养成互助合作之精神, 养成责任心及牺牲之精神, 养成崇尚礼乐之美德, 养成学生自治之能力”;“于学校内造成一种模范社会,以为将来服务之预备”。这也是校训“止于至善”的丰富内涵。陈嘉庚认为:“没有好教师, 就没有好学校”,“学校能否办出成绩, 第一当问教师如何”。邓萃英当校长未能慎选教师, 陈嘉庚毅然将其辞退。事实也证明, 没有一大批一流教授的加入, 厦门大学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中声望日隆。
　　陈嘉庚主张“有教无类, 乃教育之目的”, 筹办厦大时就规定“大学生不分省界”, 而且对贫寒学生提供免费、资助等优惠。他认为南洋华侨在国内办大学,不只是地方的大学, 中国的大学, 将来亦可为东南亚的大学。在陈嘉庚教育对外开放思想的指导下, 厦门大学不仅招收侨生, 还把许多毕业生输送到南洋,为东南亚各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大学的地位如何, 还取决于办学的特色。陈嘉庚提出:“厦门大学特别注意三点: (1) 对于自然科学的设备务火良求充实; (2) 对于海产的研究务必努力; (3) 对于海防的管理务求格外注意”。这一指导思想对厦门大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理科各系实验用的仪器设备比较充实, 还附设了动物标本馆、植物标本馆、气象台、生物材料处、物理机器厂等,为教学科研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文科各系注意研究东南沿海地区的语言、考古、民俗和历史文化,都有可喜的创获。其中生物系的海洋生物研究,被太平洋科学协会评价为“可以与欧美诸优等海洋研究所匹美”,采集的海星、水母、文昌鱼,分别以“林文庆海星”、“陈嘉庚水母”和“陈嘉庚鱼”命名,成为国际生物界承认的学名。当时有人评论说:“其能超然独立, 专心以从事研究者, 在华北惟有南开,在华南惟有厦大而已”。厦门大学于是以“面向华侨、面向海洋、注重实用、注重研究”的特色闻名中外。（《中国大学教学》1999年第5期）
　　（本刊内容不代表编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