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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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开放大学的发展趋势…………………沈祖芸
研究生扩招是“补偿发展”…………………孙军　赵笛
谨防贫困生“心理贫困”………方文晖　田永静　周仕兴
印度是如何成为软件大国的…………………王鑫　吴先球
从日本博士生培养制度看我们应如何改进…………谏君
“权力本位”不能侵蚀科研领域……………………刘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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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张培营 强建周 责任编辑：尹 斌


合作，开放大学的发展趋势
沈祖芸

　　“我们聚首于此，既不应抱有惟我独尊的姿态，也不该认为我们完全代表了远程教育这一广阔、多样复杂的领域，我们要携起手来，为实现人人享有优质教育的目标而努力。”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约翰•丹尼尔在“2003年世界开放大学校长会议”主题演讲上的这段结束语，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同时也传递出一条信息：合作，世界开放大学的发展趋势。
　　　　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学到自己期望学习的东西，这是教育的“理想境界”，而基于网络、广播电视等现代通讯技术平台上的远程开放大学则具备了接近这一境界的潜能。然而，任何个体的力量都比不过群体合作所产生的强大能量，因此，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合作”成为与会校长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有校长甚至发出这样的呼吁：在世界开放大学中间谋求建立教育项目合作和资源共享机制，尽快建立起合作交流平台，实现强强联合，共同发展。
　　　　有专家把世界开放大学定义为：具有10万以上攻读学位课程的注册学生的远程教学大学。那么，从开放大学的未来走向看，通过校际间合作，是否会实现拥有一张世界通行的“学历护照”的可能呢？校长们的回答是乐观的。但要实现这一理想，他们也提出了如何加强国际合作的种种建议。
　　　　首先是信息资源的互通和共享。远程开放教育的国际合作，需要建立起国际化的信息资源平台。有校长指出，目前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经济文化领域的信息资源。就经济层面来说，主要包括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及经济发展战略、企业制度及管理体制、市场特点及环境分析等；就文化层面来说，主要包括本国的道德文化体系及价值取向、经济伦理及企业文化、消费文化及生活方式的文化特征、市场竞争的道德规范及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等。二是远程教育领域的信息资源。主要包括本国远程教育发展的战略及特点、人才培养模式及相关措施、教学资源建设及有效支持的经验、教学的组织形式及管理体制、教学质量的标准及评价机制、课程的设置及内容的选择等。
　　　　其次是培训证书制度的实施。经济全球化对全体公民科学文化素质提出的要求，不仅有效地推动着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同时进一步显示了全员培训的重要性。校长们认为，适应于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远程开放教育必须自觉地把面向全社会开展各级各类培训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这不仅充分体现了远程开放教育对象的广泛性，而且也显示出远程开放教育的独特功能。经济全球化使跨国界从事经营活动的人员不断增多，这不仅包括越来越多的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市场营销人员跨国界的流动，而且包括数量越来越多的各种劳务输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有计划、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在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中正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远程教育体系以其网络空间的无限性优势，必将成为全员培训的主要手段和方式。这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远程开放教育体系将成为全球化的培训体系，国际化的网络联盟也将成为国际化的网络培训联盟。这一体系和联盟的确立，以及各类培训证书制度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实施，将成为各国公民获得走向世界的新型“学历护照”的保证。
　　　　第三是应用型人才的联合培养。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以及国际市场竞争的企业，需要越来越多的熟练劳动者、经营管理者，经济运行的国际化带动了服务业以及中介服务机构的迅猛发展。因此，适应于经济全球化需要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已成为教育的新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甚至直接催动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有校长认为，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力量，远程开放教育体系必须主动承担起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任务。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意味着对应用型人才的数量需求越来越大，领域越来越广，尤其是需要直接面向企业、服务行业、基层与农村，远程开放教育体系以其自身的优势必将成为经济全球化状态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最为重要的基地。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应用型人才就其基本素质而言，已不再是传统概念下的“知识+技能”结构，而应具有适应经济国际化要求的素质特征，这就需要通过远程开放教育的国际合作，通过学分互认、毕业证书的联合颁发等措施和环节，实施应用型人才的联合培养。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已在与世界各国开放大学的合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果。在资源建设方面，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与美中远程教育合作发展基金会、旧金山州立大学合作，共同开发市场营销、现代企业财务与金融、企业财务管理与分析等3门课程；与英国文化委员会、英国广播公司合作，开通了免费多媒体英语学习网站“英语通”，目前网站每月访问量超过5万人次；最近又加入了由国内27所大学联合成立的“中国开放教育资源库组织”(简称CORE)，并担任常务理事单位，将就引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开放教育教学资源展开合作。
　　　　在人员培训和学术交流方面，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已与东伦敦大学和英国国际学校合作，举办暑期电大系统管理人员和英语教师培训班，两岸三地的开放大学每年举行一次学术年会。
　　　　在项目推展和合作方面，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承担了国务院新闻办和教育部在美国斯科拉卫星电视网开办的全中文频道教学节目的编播工作，自1996年开播以来已播出3000多小时各类对外汉语教学节目。
　　　　“合作是顺应发展潮流的行动，”正如教育部高教司司长、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张尧学所言：“只有用开放的理念建立沟通的平台，才能实现合作共赢，才能达到教育的‘理想境界’。” 《中国教育报》2003年11月13日第3版

研究生扩招是“补偿发展”
　　——访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王战军
孙军　赵笛

　　日前，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评估培训会议在青岛大学举行。会上，就我国目前研究生教育的一些热点问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王战军谈了他的观点。
　　　　研究生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制高点”
　　　　谈到研究生教育，王战军首先阐释了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在他看来，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这个时代最主要的特征是其发展动力来自于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而研究生教育正好是知识传播、生产和转化的完美结合点，所以研究生教育必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
　　　　王战军指出，研究生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最主要的方式。当前美国和西欧都存在高层次人才不足的现状，他们在吸引人才方面也在不断加大力度，如英特尔和微软等国际大公司分别投资5000万美元和8000万美元，在中国设立研究机构，以高待遇招揽优秀计算机人才。但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我国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却面临一个突出的矛盾。“一方面，我国的优秀博士生源不足；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科研、教学、生活等方面的优越条件，吸引相当多的优秀生源流向国外。”王战军有些痛心疾首地说。
　　　　研究生扩招是“补偿发展”
　　　　近几年，随着高校本科扩招，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招生数由1990年的29649人发展到2003年的27万人。也就是说，2003年的27万人大约是1990年招生数的近10倍；2003年和2002年相比，净增人数为7万。但在研究生扩招的同时，社会上也有一个声音：研究生教育发展得是不是过快？
　　　　对于这个问题，王战军认为，当前研究生扩招具有补偿性的特征，是一种补偿性增长。
　　　　“我国受过研究生教育者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存量’不高，与知识经济对知识存量与流量提出的要求相比，我国的缺口是巨大的，因而当前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有补偿性质。”王战军指出，虽然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速度与纵向历史情况相比已经很快了，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我国的发展规模还远远不够。从战略发展角度上说，加快发展研究生教育是当务之急。
　　　　未来研究生的培养模式
　　　　发展是包含两个方面的，一个方面是数量或规模的发展，另一个方面是质量的发展。怎么样来提高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未来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又是什么样的呢？
　　　　“重要的是要有淘汰机制。”王战军在谈到质量时着重指出这一点。他认为，目前淘汰一个研究生是非常难的，北大当过被告，其他一些学校也当过被告，都是因为淘汰学生的问题。他说：“淘汰的问题确实很困难，但我想如果没有淘汰机制，也很难保证研究生教育的质量。”
　　　　除了淘汰机制，现有的研究生培养模式要变。在王战军看来，当前研究生的培养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这种模式应该打破。“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博士生的高水平创造性成果的产生，往往依托于良好的学术氛围，并受到一个优秀的学术团体的熏陶和启迪。在未来社会里，孤军奋战是难以做出高水平的创造性成果的。学科的交叉，学科的融合，往往会产生新的生长点，形成新学科。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组成以博士生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全面负责博士生的培养，依靠集体的力量培养高层次人才，将代替现行的导师负责制。”《中国教育报》2003年11月12日第5版

谨防贫困生“心理贫困”
方文晖　田永静　周仕兴

　　编者按：
　　　　新学年开始，又一批新生即将跨入大学校门，贫困生入学问题再度为社会所关注。目前，为解决这一难题，教育部和各高校已经制定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贫困大学生资助体系，许多社会团体、知名人士，甚至一些普通公民也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种种资助为贫困生圆满完成学业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
　　　　然而，就在全社会关心、关怀贫困生物质困难的同时，近年来一种新的“贫困现象”又悄然而生——一些贫困大学生在承受经济压力的同时又面临着“心理贫困”的危机。针对这一新问题，长期关注贫困生现象的专家指出，社会在帮助贫困生解决经济压力的同时，也要给予他们更多的人文关怀。
　　　　“双困生”悄然浮现
　　　　梁二平来自广西一个农村家庭，现就读于某大学的信息科学系。曾对大学生活充满了好奇和新鲜感的他，上大学之前，头脑中编织了一幅幅大学生活的美好画面。然而，在进了大学之后，他才发现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原本成绩优异的他，现在常常无故迟到、旷课，不按时交作业，期末考试也频频亮红灯。老师了解到他家境比较贫寒，就建议他申请特困生补助，竟被他断然拒绝。
　　　　在宿舍里，他常常因满口的家乡话，穿着打扮、行为举止土里土气，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被认为没见过世面。他感到自己处处不如人，心里很不是滋味，经常为了一点小事有意跟同学争执不休。由于经济窘迫，他很少参加同学之间的聚会，有些同学又讥讽他“小家子气”、“不够潇洒”。现在他整天意志消沉，神情恍惚，连学习的劲头也没了。
　　　　和梁二平的情况很类似，北京某知名高校一名来自边远山区的特困生在进入大学不久后也发生了心理危机，并最终因人际交往中的严重障碍而被迫休学。他在休学后写给学校的一份材料中写到：
　　　　“我在学校中生活和学习的压力很大，城市孩子中很多基本的技能我都没有，我不会打球、不会唱歌。高中的时候，我学习很好，能够赢得大家的尊重，可到了大学，同学们学习都很好，而且大学生活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学习，在其他方面我再也找不到自信。对于手机、电脑，我不仅不会用，而且几乎没有见过。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很差，也总觉得周围的同学、老师都在嘲笑我。”
　　　　在对贫困学生的调查采访中，笔者发现，虽然在众多的贫困大学生中，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够自强不息，刻苦上进，但在大学校园里也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此类因经济贫困而导致“心理贫困”的“双困生”。这些学生为自己的贫困出身而自卑、痛苦，他们对自己没有信心，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常常自惭形秽，郁郁寡欢。不少人因害怕被别人看不起而自我封闭，不与同学交流，不参加集体活动，顾影自怜。他们不愿承认自己的贫困，因此一次次失去受帮助的机会，即使得到别人的资助，也会深深内疚、自责。在一些高校的有关调查中发现，产生此类心理问题的同学大多数学习成绩和活动表现都很一般，甚至还有一些同学为自己是贫困生而羞耻，进而生怨，从怨恨父母、怨恨家庭，发展到怨恨他人。他们往往自暴自弃、不思进取，或者是不切实际地盲目攀比，追求高消费。针对这类情况，心理专家指出，如果自卑、自闭心理淤积过久，会引发严重的心理疾病。
　　　　“心理贫困”成因透视
　　　　贫困生出现心理障碍原因何在？有关专家分析认为，主要有五方面的原因：
　　　　一是不少贫困生来自农村，文化环境和教育条件相对落后，许多地方的农村学校教育长期以来以应试教育为主，很多乡村中小学音乐、美术、体育课都不能充分开展起来，外语、计算机等课程学习条件也较差，素质教育在这些学校中往往只是一句空话，因而导致学生综合素质较差，个性缺乏充分发展，容易导致“心理贫困”。
　　　　二是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高等学府无法成为世外桃源，社会大环境不断刺激学生的消费欲望，大学生中不时泛起各种各样的消费热点，这无疑给囊中羞涩的贫困生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增添了许多烦恼。
　　　　三是社会文化的不良因素加剧了贫困生的心理困扰。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文化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被演化成一种以金钱为惟一目标的亚文化，人际关系变得势利和冷漠，加剧了贫困生对金钱的渴望，更加看重物质利益的作用，导致心理失衡。一旦别人讥笑自己穿戴不时髦、经济不宽裕，贫困生就很容易产生自卑感和焦虑感。
　　　　四是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带来就业的压力。当前大学生就业实行双向选择，在新旧体制转型期，由于社会机制还不够完善，人才市场的择业竞争还存在一些不公正的现象。贫困大学生没有父母可以依赖，自身在风度、言谈、气质等方面也有不足之处，因而面临的就业压力更大。
　　　　五是社会上一些善意的动机实施不当也无意中加大了贫困生的心理压力。如各种资助工作，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宣传不够或者教育滞后，使一些学生虽然物质上得到了资助，但精神上却遭受了挫伤，感到是在接受“施舍”，挫伤了自尊心，从而加重了自卑心理。
　　　　贫困生心理危机如何化解？
　　　　贫困生心理危机究竟能不能化解，又该怎样化解？专家认为，学校在帮助贫困生解决经济困难的同时，也应以同样高度的责任感去帮助这些同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远离心理危机。据了解，许多高校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针对这些同学的特殊情况开展了各种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帮助活动。此外，针对“双困生”现象，许多长期从事高校学生工作的教师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也开出了“对症”治疗的“药方”。他们认为，首先要全面准确掌握这些学生的各方面情况。学生进校后，应对其尽快进行心理普查，建立心理档案。在此基础上，对有自卑、自我封闭、自暴自弃等心理倾向的同学进行个别交流，予以特别关注。
　　　　其次应点面结合，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引导。通过专题讲座、主题班会、小型讨论会等形式进行传统道德教育、心理知识教育、典型案例教育，指导他们学会自我调适，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战胜自我。
　　　　经常性地开展主题活动也是帮助这些“双困生”打开心扉的好办法。例如近年来，一些高校在贫困生中开展了“受助者助人”、“爱心传递”等活动。号召他们资助自己周围的困难对象，组织他们到社会福利院、敬老院做些公益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帮助贫困生认识到，自己已经得到资助，但还有一些与自己一样困难甚至比自己更困难的人没有得到资助，让他们通过公益活动在奉献社会中升华自己。同时学校还应注意选拔贫困生的优秀代表，抓典型，树榜样，设立贫困学生奖励项目，表彰勤工助学先进个人，营造“贫寒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大学生更光荣”的氛围。
　　　　此外学校还可以组织各类贫困生学生社团。例如在南京大学，由贫困大学生组成的天健社、爱德协会、勤工助学研究会等学生社团非常活跃。学校对这类学生社团积极鼓励、大力扶持。一方面，社团将贫困生组织在一起，相互之间进行交流，缓解了他们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社团也给贫困学生提供了舞台，为他们创造了充分展示自己特长的机会。据了解，很多原本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在这些社团活动中锻炼了自己，重新找回了自信。
　　　　北方交通大学心理素质教研室教师田宝伟很推崇这种方法。他认为，成立特困生协会，可以让贫困生找到自己的群体，找到一种归属感。在这个群体里大家是站在相同的起点，相互之间不会有歧视和被歧视的嫌疑，还可以相互鼓励、相互扶持。
　　　　尽管学校教师、同学的关怀和帮助对消除贫困生心理障碍至关重要，但有关专家同时指出，这些帮助只是打开这些同学封闭心扉的外力，真正远离、摆脱心理疾患关键还在个人。贫困学生必须认识到，坚韧的品质是用任何金钱也买不来的。穷，不是自身的弱点，也不是缺点。一个人要成才不仅要在文化知识、科学技术上成才，同时更要成为人格健全、富于理想、勇于创新的人才。 《中国教育报》2003年9月3日第5版


印度是如何成为软件大国的
王鑫　吴先球

　　　　印度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10亿人口中约5亿是文盲，但是软件业的成就却举世瞩目。据印度软件行业协会统计，仅10年时间，印度软件业就将日本和欧洲远远抛在了后面，成为仅次于美国、雄居世界第二的软件大国。近几年，印度软件业的年增长率均在50%以上。在全球被评为软件能力成熟度5级的40家企业中，印度就有29家。同时，印度获得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的软件公司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印度人把软件业做成了一个大品牌。
　　　　依据国情提出培养软件人才的国策
　　　　印度在IT领域创造的辉煌，首先应归功于被誉为“计算机总理”的拉吉夫•甘地。他于1984年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要用电子革命把印度带入21世纪”的治国方略，认为印度发展软件业有三大优势：第一，软件业是人口密集型而非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要求有高技能的年轻人。而印度软件业的发达也正是得力于其400万高水平的人力资源。第二，发展软件业需要普及英语。而印度是长期英属殖民地，英语相当普及，储存了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讲英语的科技人才库。第三，发展软件业必须有扎实的数学基础。印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数学发达的国家，数学教育课时很多，中学的数学课课时每年约达200小时。印度重视对学生逻辑思维力的培养，从中学开始，试题中就很少出现选择题，而多为综合分析题，促使学生进行完整的思考。正如日本东京理科大学教授旁泽光雄所指出，印度的软件业取得巨大发展的原因是重视数学教育。印度软件工程师也认为他们在软件方面的强大实力主要得益于数学。可以说，印度重视数学教育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软件业的发展。
　　　　从1998年起，印度政府制订了一系列促进国家信息化的政策，其中有IT行业政策、软件人才政策，把人力资源开发列为国家的长期政策，大力扶植教育培训，为此还特地重新定义了软件业，把培训也列为软件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材就是软件，享受与软件同样的优惠政策。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制订了加速培训和吸引软件人才回国的具体政策。第一，除继续发挥名牌理工学院培养高级软件人才的传统优势外，在400多所大学、1000所工程技术学院开设计算机软件课程，形成多层次的软件人才培训体系。第二，大力吸引外资和私人资本投入计算机软、硬件的专业培训领域，与正规的理工大学形成良性竞争的局面，以利于软件人才梯队的成长。第三，为了满足信息时代对计算机软件人才的需求，各级政府在税收、工资待遇、创业资本等方面制订优惠政策，通过实行雇员持股、提高软件人才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等方式，吸引大批印裔海外科技人才特别是软件人才回国服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印度大学毕业生流入美国的累计达54万，5所名牌理工学院毕业生有80%流入美国，美国硅谷的工作人员中有38%是印裔。制定上述政策后，使软件人才在印度本土找到了强烈的归属感，纷纷回国，减少了本国人才缺乏的危机。
　　　　普及计算机教育从娃娃抓起
　　　　随着软件业逐渐成为印度的明星产业，印度政府把普及计算机启蒙教育看成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前不久，印度政府决定将IT教育引入全国教学大纲，要求小学生学会电脑基本操作；初中生在老师指导下，学习使用教育软件，通过电子邮件与他人联系；高中生熟练运用电脑，搜集整理数据并根据需要学会使用特定的技术服务软件。电子部与教育部还联合推出了一项“中学计算机扫盲和学习计划”，以期唤起中学生学习电脑知识的热情。
　　　　通过职业教育培养大批软件人才
　　　　印度的软件人才主要是通过职业教育而不是高等教育来培养的，从而大大降低培养成本和使用成本，缩短了培养周期。目前，印度每年约有50万新生软件人才，其中大学毕业的只有7万多人，剩下的几乎全是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模式培养的。究其原因，对软件市场开发来说，最重要的是拥有大量的、能够实际开发出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软件应用型人才；对大多数软件人才来说，主要的能力是“做”，而不是掌握系统的计算机理论，进行计算机科学研究。职业教育以应用性、标准性和针对性为主，通常是将最新的国际软件使用方法教给学生。在接受了IT职业教育后，学生成为合格的软件技术人员，就可以负责任何一个大型软件的某个具体环节的工作。
　　　　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的教育模式
　　　　印度的软件业属于外向型产业，为了争取更多的软件外包工程，扩大软件出口份额，政府鼓励软件公司办学，提高员工素质。例如，以生产教育软件为主的印度著名软件公司——全国信息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在20个国家设立了800个教育中心，每年培训15万软件人才。印度阿普特克计算机教育公司在30个国家设立了1500个教育中心。
　　　　在教学方面，学员实践是主要模式。教学不是按从基础理论到专业理论，再到实习的路径，而是把顺序颠倒过来，先从“做”开始，在做的过程中，学生如遇到问题，再以此问题为基点去学习专业理论。学员一入学，便要做项目，培训中心把所承接的大项目分解成一个个小项目，然后要求每个学员完成一个小项目，让学员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学习。培训中心的学员最后一年都在公司实习，积累工作经验，同时也给企业提供深入了解雇员的机会。除此之外，培训中心十分重视课程开发，如NIIT软件培训中心设有课程开发部，由专家专门负责课程开发。在培训管理方面，许多培训中心引进了ISO9000标准，实施全面质量管理。
　　　　2003年8月3日，印度政府成立了由人力资源开发部长挂帅，财政部长、信息技术部长、中高等教育局局长、印度理工学院院长参加的9人特别小组，专门负责信息技术人力资源开发工作，以提高现有信息技术培训设施的利用率，培养更多更好的软件人才。电子部组织了35家机构和5家资源中心联合实施“印度人才开发与计算机培训”计划。其中“计算机人才开发”计划偏重于在全国250所机构教授电脑课程，每年培养毕业生1万余人。政府还计划在落后的东北部七个邦446个地区启动信息工程，传播计算机和软件知识。
　　　　通过高等学校培养出类拔萃的软件工程师
　　　　大力加强软件人才的培养，已成为印度立国之本，因此仅靠全民普及计算机知识远远不够，必须通过高等学校培养出类拔萃的软件工程师，这与印度特别重视高等教育的传统是一致的。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总理尼赫鲁依靠联合国及英、美、苏、德等国的援助，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样板，集中力量兴办了5所既有公认的国际一流水平，又保持印度文化特色的理工学院。近些年来，印度理工学院之所以能不断地造就出世界一流的软件人才，一是不惜重金聘请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授课；二是每年从全国各地选拔最优秀的学生；三是学校的软件教育与产业互动非常密切；四是学校领导远见卓识的策略——充分利用业界的力量。学校领导认为，学校的责任是创造一个环境，让学生对科技有充分的接触。因此，各个学院有许多课程是由“业界老师”所开设，如IBM公司的“电子商务最新应用”、摩托罗拉公司的“通信软件”等，这些“业界老师”教的都是最新的软件技术。在学校与产业密切的互动下，学生、学校与业界串起一个共存共荣的循环体系：业界提供丰富的资源；学校搭桥运输养分；学生毕业后投身产业；把吸收的养分回馈产业。理工学院毕业生的质量可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法国巴黎综合技术大学相媲美。这5所理工学院带动了印度全国一批综合性大学和各类学院的发展。由于学生所学知识与创新技术不脱节，这也是硅谷特别偏爱印度工程师的原因之一。
　　　　印度高校注重培养“复合型”的软件人才。一方面，重视计算机学科与其它学科的交叉培养，软件工程师不仅懂得软件程序设计，而且深谙哲学、历史、艺术等学科；另一方面，重视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印度的理工学院大多开设沟通技巧之类的课程，通过一次次公开演讲，让学生学会如何清楚地表达意见，如何快速切入重点，如何使自己的态度显得落落大方。这些课程的开设使印度软件工程师大多能侃侃而谈，且言之有物，条理分明。
　　　　进入21世纪，为了培养出大批高素质的软件工程师，印度信息技术部制定了一项名为“知识行动”的人才培养计划。在这项计划中，印度政府率先向印度理工学院拨款8.985亿卢比，计划将全国43所地区工程学院提升到理工学院的水平。印度各邦政府纷纷以理工学院为示范，着手建立专门的软件学院。目前，班加罗尔、海得拉巴、马德拉斯等地的信息技术学院已建成，软件专业已成为年轻人报考大学的热门。
　　　　从印度软件业的飞速发展中，我们感受到教育在一个国家发展中所起的神奇作用。印度教育培养出来的软件人才不仅成为推动印度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也给世界软件业带来巨大冲击。《中国教育报》2003年9月7日第4版

从日本博士生培养制度看我们应如何改进
谏君

　　　　受浙江大学汤永谦学科建设发展基金委员会的资助，我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赴日本东京大学学习，重点调查分析了该校博士研究生培养制度，我觉得，对我们有可资借鉴之处。
　　　　一、东京大学博士后期课程制度
　　　　日本的大学将旨在获得博士学位的院生所接受的教育过程叫做博士课程，一般需5年。
　　　　博士生源有本校和外校之分，但都是在获得修士学位后在参加同样考试的前提下，由教授择优录取的。在具备基本资格后，考生需递交入学考试申请书、成绩单以及推荐信。然后进行以下考查、选拔过程，包括笔试、口试、硕士论文或者相当的东西、硕士学习期间的成绩、健康证明。学校还可以接受中途退学者的再入学以及从其他学校或专业转入的学生。
　　　　日本大学的博士后期课程按规则是要选修一定课程并获得规定学分的(不同专业差异很大)，但实际上，博士学位论文的实验研究是博士后期课程的院生三年中的最主要任务。博士后期课程可以接受同门类其他导师或其他门类导师的指导，甚至可以得到其他大学导师的指导。在接受非本专业导师指导的情况下，学习期间要求延长(不超过一年)。同样，也存在与国外大学联合指导的情形，特别是与一些存在协议关系的姊妹大学之间，交换和共同培养的情形更多。
　　　　“教授会议”是日本国大学制度的最主要决策者。博士的全程培养都是由教授自行决定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审查、考试成绩的评价，均由论文审查委员会决定。日本的大学存在休学制度、勒令退学制度和准许退学的制度。
　　　　所有获得学位的人员名单将由校长上报至文部大臣，记入全国的学位簿备查。
　　　　日本的学位教育是收费的，而且都有相应的国家标准。收费项目包括考试费、入学费、课程费等，同时有费用减免(全免或半免)的情况(如优秀者、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者、原经济资助者死亡、获得校长认可者等等)。日本政府、大学和某些私人或家族基金会在大学里设置有各种类型的奖掖制度，可以择优或依据各自的规章向需要帮助的学生提供必要的经济资助。
　　　　东京大学是日本国内综合学术水平最高、研究实力最强的大学，也是世界最优秀的大学之一。不仅其发表的论文数呈稳定增长趋势(1990年以后东京大学一直紧随哈佛大学之后位居世界第二名)，论文的被引用率更是具有相当高的水平。物理学方面，东京大学居世界第二，化学方面居世界第三位，生物学和生物化学方面居世界第四。生物科学的研究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竟达14.3次。现在，中国大陆高校对论文的注重主要在数量上(SCI收录的数目)，但这是很不够的，评估论文质量的更重要依据是被他人引用的次数。
　　　　二、感想
　　　　1、如何获得高水平研究成果
　　　　如何才能使研究达到较高的水平，是高教界关注的热点。笔者曾和恩师宝月岱造教授仔细比较和讨论了中日大学的体制和研究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总结出日本东京大学等大学能够取得优秀学术成就的原因包括三方面：研究经费充足、教授有很好的组织能力和学术上的敏锐感、年轻研究者敬业。
　　　　研究经费是开展实验科学研究的一个必要前提。东京大学2000年研究费202.59亿日元(课题3637项)，其中COE有22.8亿日元，尚有外部资金(横向经费)170.4亿日元。
　　　　教授的能力(包括学术视野、力量组织、社会公关、处事待人等等)和敬业程度，是一个研究团队能否充分发挥每个成员潜能的关键。在中国大陆高校，一些教师追求名利，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研究生的综合素质。
　　　　关于青年研究者的作用，他们实际上就是研究组的骨干力量。以东京大学宝月研究室为例，教师只有3人，而博士后研究人员就有5人，博士生更多，他们每年都能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相比之下，国内研究型重点大学的一个研究室往往就有教授、副教授数人甚至十余人，但高水平的论文却不是很多。
　　　　关于论文作者的署名。在日本，研究论文的最后一名作者往往是研究室的教授或学术带头人(欧美国家大多相同)，而国内的大学在利益的驱动下，有些教授将自己的名字圈改成第二甚至第一作者，让真正的研究者心寒。
　　　　2、国内现行博士生培养制度存在的问题
　　　　(1)如何进行课程改革
　　　　为期三年的博士生生活，却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要学习课程，剩下的两年时间，最后一学期要全心投入写论文，甚至还要分心去找工作，如此一来，真正搞研究的时间只有一年多。很难想象，像生命科学这样的实验科学和农学这样的必需有年际间重复的应用科学，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能得到高水平的结果！然而不完成学校规定的论文数目就不能毕业。情急之下，就只好想办法了，如一拆为二，能写成2篇的论文，绝不写成1篇；不满意的数据就进行所谓的“技术处理”。
　　　　(2)谁能做博士生导师
　　　　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并不是没有规定。但在日本，从来没有尚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情形，而中国大陆就有这种怪现象。让人疑惑的是，都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了怎么会还在攻读博士学位？自己还在攻读博士学位又怎么能指导博士研究生？
　　　　(3)博士是不是越来越不值钱了？
　　　　不管是否愿意承认，博士学位已经贬值。中国大陆大学在过去的四五年里研究生培养的规模有了惊人的发展，能够培养和授予学位的专业、学科点和学校迅速增加，许多学术力量和软硬件设备实在不敢恭维的学校和研究所竟然也有了自己的博士点，从来都没有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过论文的所谓教授，竟然也成了“博导”！因此，如何在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切实抓好学位教育的质量，成了仁人贤士关注、担心的焦点。
　　　　(4)谁可以读博士学位
　　　　虽说人人都有接受教育获得学位的权利，但是当学位成为一种加官晋爵、谋取更多利益的工具的时候，求学动机就开始异化。假文凭问题在中国已经到了不能视而不见的地步。街头巷尾广告宣传的文凭制作是一种，假借国内外所谓著名大学合作办班是一种，直接从国外的“野鸡大学”购买文凭是一种。但最可恶的还是那种貌似正规的领导干部、老总的读学位，因为他们花的不是自己的钱，文凭、证书也确实是如假包换的真货。只是这些人和那些寒窗苦读的学子不一样，无须严格的考试，许多都是走过场，甚至秘书替学、替考。必须制止这种“出钱就能拿学位，只要花足够的钱，再有名的学校也能弄到学位证书”的现象了。
　　　　3、博士生培养制度的改革建议
　　　　关于博士生的培养，从招生到授予学位，都需要步步从严。
　　　　首先从招生关做起。从教授做起，让培养出来的博士生步入社会后成为精神文明的典范。学校只招收那些真正有志求学的人，而拒绝接纳那些想混文凭、镀金的人。
　　　　在培养方面，应使博士生全力以赴做研究，课程应做必要的改革，比如取消第二外语的学习。对于那些有志探索和研究的学生，导师有义务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后顾之忧。目标也必须十分明确，定位在高水平国际性学术刊物上发表其研究结果(考虑到出版周期等因素，有一篇研究性论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就可视为达到了博士生毕业的水平)。
　　　　答辩和学位授予要严把质量关。在职博士研究生在这方面相对较乱，更需要加强管理。还很少听说在职博士生、委托培养生不能毕业的(想想看，有些博士研究生本身就是博士生导师哩！)同行评议必须是双盲，否则，请来几个熟人、朋友走过场，实质是一种金钱和时间的浪费。
　　　　提高文凭含金量。博士学位是学历教育的最高层次，是金钱、职位、权利、苦劳等等都不能代替和换取的，必须维护其神圣性。要让每个想攻读博士学位的人都知道，博士学位不是随便可以混得到的。
　　　　严格博士学科点及博士生导师资格审批制度。博士生的培养不能单纯追求数量的增长。《中国教育报》2003年9月7日第4版

“权力本位”不能侵蚀科研领域
刘文宁

　　 “官本位”趋势如果得不到及时扭转，很可能会危及我国科研队伍的稳定以及科研事业的未来
　　 据媒体报道，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神舟”系列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就科技界中的“官本位”倾向提醒社会关注。他从国家科研事业长远发展的立场，为一些研究人员不安心工作、向往到管理部门从政当官的现象而忧心忡忡，认为这种“官本位”趋势如果得不到及时扭转，很可能会危及我国科研队伍的稳定以及科研事业的未来。
　　 尽管一些事业单位知识分子的待遇近年来有了明显改善，但对权力的向往、“官本位”观念在科研领域依然或明或暗地存在。一些原本很有前途的研究人员发现自己皓首穷经做研究，到头来，所得到的社会声望及各种待遇都远不如有个一官半职者。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宁肯放弃多年苦心钻研、业有所长的专业研究，伺机弃研从政。而他们一步入政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福利待遇迅速改善，反过来波及科研领域的人心稳定。同时，一些官员以各种途径轻而易举地拿到硕士博士学位以及学界的各种头衔，又加剧了科研人员对官位“含金量”的青睐。科研人员“心有旁骛”，在一定程度上动摇着科研人员理当坚守的冷静、相对超然的治学立场，使得浮躁的、世俗的、急功近利的学风蔓延开来。
　　 科研领域的“权力本位”心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某些官员手中特权较多、社会地位较高的现实。同时，也显示出社会在尊重科研人员、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上，尚有诸多有待改进之处。
　　 我们知道，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担当着重要角色，一方面，他们引导、维护着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及人类的基本原则；更重要的是，他们以知识的创新、运用、推广及传播为业，在知识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分配要素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理所当然成为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代表力量之一。因而，保持一支稳定的科研队伍，是促进社会发展的要务之一。可以想像，如果一线的科研人员得不到相应的社会地位、荣誉及物质待遇，纷纷以从政为荣，则很可能对整个社会造成一种错误导向，即只有从政才能拥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才能实现人生价值，才能功成名就———这无形中倡导了一种“权力本位”，诱使社会向权力倾斜、向权力“亲和”。这种倾向无疑是十分有害的。
　　 为杜绝“权力本位”对科研领域的侵蚀，有政协委员建议，国家应建立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科研人员集中精力以科研工作为终身职业，根据他们的业绩给予相应的待遇和荣誉。同时，加快事业单位的机构改革，取消不必要的行政规格和行政级别，回归专业领域内惟知识创新能力的评价标准，从根本上激励科研事业的繁荣。
　　 就根本之策而言，建设一个分层明晰的社会是我们的目标，即让官员一心从政，商人专心经商，科研人员踏踏实实做研究，各司其职，各守其位，各安其分，各得其乐，“诸神归位”。当然，这一目标的达成，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
　　 毕竟，建设市场经济我们才刚刚起步，中国社会的发达程度还比较低，社会资源的分配尚缺乏健全的机制，各种社会角色的定位并不明晰，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但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的强劲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将能找到自己最佳的人生定位，我们将会迎来一个多元、成熟和稳定的社会。《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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