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编 6月10日

　　目 录

　　n 科学与人文交融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必由之路…………杨叔子(1)
　　n 营造创新人才成长的环境………………………………母国光 (7)
　　n 是“岗位”而非“身份”…………………………林蔚 华越 (9)
　　n 什么阻碍了教授回归课堂？……………………………秦国民（10）



　　主编：张培营 强建周 责任编辑：尹 斌

　　科学与人文交融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必由之路
　　华中科技大学　杨叔子（中国科学院院士）
　　　　《科学时报》2001年11月1日B2版上刊载了一篇文章：《美国研究生教育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指出美国研究生教育已近150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也存在负面的问题，文章最后认为，“21世纪美国研究生教育的趋势还不十分明朗。但有一点是必然的，那就是科技与人文的结合是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今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举行的第19次会议上，李岚清同志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要高度重视学科的交叉，特别是文理学科的交叉；他明确指出，一个人要成功伟大的事业，没有足够的人文底蕴是绝对不行的。时代潮流已清楚显示出：在人才培养中，在教育中，科学文化、科学教育与人文文化、人文教育的交融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时代呼唤：科学人文交融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江泽民同志1998年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已精辟地概括出时代特点。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科技成果的作用越来越大，科技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科学研究的理论越来越深，科技成果的应用越来越难控制，科技发展趋势及其后果的预测就越来越重要，从而对人才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科技成果的作用越来越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已可高达每秒万亿次以上，计算机应用的触角几乎深入到各领域；网络的应用已十分广泛，全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生物技术不仅可以严重影响生物界的发展，乃至可以改变人的本身；作战武器极精确极强大，乃至可以毁灭一个地区，甚至世界。网上黑客、黄祸、病毒之所以横行，恐怖分子之所以恐怖，说明一个人如果掌握了高科技及其成果而又丧失人性，这个世界将何以堪！
　　　　科技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科技成果由发现或发明到应用所需的时间，从蒸汽机的百年以上、电动机的65年到集成电路的2年、激光器的1年。新的高科技领域与成果不断涌现，特别是在信息、生物、材料、制造等领域更是如此。
　　　　一个国家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非凡灵性的高级人才，将怎样适应这一速度？
　　　　科学研究的理论越来越深。老领域的深入发展，新领域的创造性开拓，几乎都是横跨多个学科的领域，涉及多个学科的基础，新的现象、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观念、新的理论，没有艰苦卓绝的理念，没有洞察本质的灵性，又怎么能适应科技如此纵深广泛的发展？
　　　　科学研究的方向及科技成果的应用越来越难控制。事情均是“一分为二”，“智慧出，有大伪”，一个研究及其成果既可以带来福也可以带来祸。高科技，特别是生物科技，例如基因工程，更是如此！塞翁得马，安知非祸？高级人才如果没有非凡的灵性，又没有高尚的人性，后果如何，难以设想。
　　　　正因为如此，对科技发展的趋势及其后果的预测，毫无疑问，就越来越重要。《中庸》讲得好：“预则立，不预则废。”《论语》同样讲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作为一个高级人才，不能不树立高度的责任感，不能不力求具有卓越的远见能力。何况，加上知识经济的初见端倪，从而促使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这一严峻的现实面前，科技应如何发展，发展结果将是如何，不能不令人忧虑深思。
　　　　正是怀着这一心情，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于1999年写出了他的名著《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2000年此著译成中文，他专门为中文版写了序。同年5月他专程到中国，出席中文版的发行式。他清楚看到高科技，特别是信息科技，更特别是生物科技，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周围的世界，改变着人同周围世界的关系，乃至改变着人的本身。他忧虑着未来：是福？是祸？正因为如此，他在“中文版序”中明确指出，科技“给人们送来神奇的创新，然而也带来了具有潜在毁灭性的后果。”他接着在序中呼唤：“能对科技作最有成效的思索的角度，就是人性的角度：我们是谁？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去实现？”他在北京5月23日答记者问中提出：对任何教育系统来说，最重要的是学生的素质。他呼唤人性，在“中文版序”与答记者问中，他强调指出，中国在灵性、伦理、哲学和人际关系中遗产丰富，“天人合一”的思想启示了在高科技时代寻求人性的意义。
　　　　科学，是立世之基，只有懂得科学，掌握科学，尊重客观规律，顺乎客观规律，才能立于世上。人文，是为人之本，只有重视人文，领悟人文，溶入人类社会，尊重人类尊严，才能合乎人的基本规格。科学教育，主要启迪灵性，而人文教育，既启迪灵性，更启迪人性。只有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教育才能正确地回应时代呼唤。
　　二、人文文化，确立为人之本
　　　　在今天，在人才培养中，特别急需人文教育，对高级人才，对这一直接关系到国家重要领域与岗位的专门人才，更是如此。
　　　　读一读《中国教育报》2002年3月13日的头版头条报导《改进德育工作，夯实做人基础》，是采访“两会”代表的报导。这个报导写道：“1988年，当7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集一堂的时候，有记者问获奖者：‘您在哪所大学、哪个实验室学到了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一个白发苍苍的学者沉思片刻回答道：‘在幼儿园。’在幼儿园学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呢？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拿，……，做错事情要表示歉意，等等。……，其实，我们很多教育家很早就强调过这样一个观点，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各领域的专业工作者、各行各业的人才。所以教育的本质，首先是教会学生做人。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教育在解决一个人做事方面起的作用比较大，重视做事的专业能力的培养，看重学生通过考试、竞赛获得的这个‘牌’，那个‘牌’。我们的教育在培养下一代基本的道德规范方面所做的工作远远不够。”
　　　　这个报导所反映的“两会”代表的观点多么好！人，青少年，学生，首先是个“人”，首先要有人性，要有人格，人格可以说是人性的度量，是做“人”的基本规格，即要有基本道德规范。一个人连人性都丧失了，人格都扭曲了，培养得越多，业务学得越好，能力练得越强，后果就越环。荀子讲得好：“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甚至可以讲，比禽兽还不如。
　　　　人文，就是要满足个人与社会需要的终极关怀，是要关心人、集体、国家、民族、社会、自然界，是人的精神世界的需要，是人要成为“人”的精神需要。否则，人不成为“人”人类社会也不复存在。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做”，是求善，首先是寻求人性。丧失了人文，就是丧失了人性，就是丧失了“人”。
　　　　人文，不但直接关系到人性，关系到做人；而且深刻影响着灵性，影响着创造性，影响着做事。科学研究早已表明：人的左脑主要同逻辑思维直接有关，而右脑主要同形象思维、直觉、顿悟、灵感有关，而且右脑的记忆量是左脑的百万倍以上。逻辑思维保证思维的正确性，而形象思维、直觉、顿悟、灵感，却是原创性思维的主要源泉。爱因斯坦以他切身的体验深刻指出：科学研究中真正可贵的因素是直觉；他又指出，物理给我以知识，艺术给我以想象力，知识是有限的，而艺术开拓的想象力是无限的。彭加勒指出：逻辑是证明的工具，直觉是发现的工具。原始性创造，包括突破性的发现与发明，都依赖于直觉，都依赖于右脑。而右脑的思维主要同文学艺术活动有关，即同人文思维有关。
　　　　人文，不仅直接关系着个人的人性与灵性，而且严重关系到民族存亡、国家强弱与社会进退。民族的概念主要是人文文化的概念，没有自己的人文文化，就会异化，就没有这个民族；一个民族丢失了自己的人文文化，这个民族实质上就消亡了，就是“不打自垮”。国家强弱取决于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与民族凝聚力，关键是民族凝聚力，此即对人文文化的认同。社会的进步退步，取决于科学技术、物质文明与人文文化、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没有先进的人文文化、高度的精神文明，而只有发达的科学技术、高度的物质文明，这是人类最严重的危险，乃至是毁灭之灾。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现代科技的各个领域都在意识到与呼唤着“以人为本”！
　　　　三、科学文化，乃是立世之基
　　　　科学力量是强大的。科技是人能生存于世界上的基础，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杠杆。科学，是研究、认识与掌握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是解决“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是求真。一切违背科学的，即一切违背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的，一切违背真理的，必然失败，肯定覆灭。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科学，深深影响着人的思维，影响着人的灵性，人的思维一定要合乎客观规律，人的行动才可能成功。在今天，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就是落后，就不适应历史发展规律，就要挨打，一打就跨，受人役。显然，科学是一切的基础，是立世之基。
　　这点，我国古代哲人十分清楚。老子宣扬的“无为”，就是“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就是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办事。孔子赞颂的“天命”，就是“五十而知”的“天命”，就是“不短命，无以为君子也”的“天命”，也就是要按“天何言哉”的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成为高级人才。《四书·大这》讲得更明确更具体，书中指出8条要领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8条中，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与基础。格物，就是研究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致知，就是认识与掌握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我国在从日本引入“科学”这一词之前，将Science译为“格致”，极为恰当。格物致知就是科学，就是个人该怎么办、家庭该怎么办、国家该怎么办、一切事业该怎么办的前提与基础。
　　　　科学教育至少应包括4个方面：科技知识教育、科学思维（思想）教育、科学方法教育与科学精神教育。这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科技知识是生产力发展的源泉。生产力的发展直接依赖于科技知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进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没有金属工具的创造，就没有农业社会；没有蒸汽机的发明，就没有第一次工业革命；没有电磁现象的发现，就没有第二次工业革命；没有半导体的发现，就没有信息革命；如此等等，何可胜数？！纳米科技、生命科技，正酝酿着人类社会更为巨大、更为深刻的变革与发展。在知识上，没有发现，没有发明，没有创造，哪能有社会的前进？没有知识，就没有前进的力量。如果再涉及社会科学知识，众所周知，那么科学知识对人类社会的变革及发展，作用就更难估量了。
　　　　科学思维是正确思维的基础。科学思维主要是严密的逻辑思维。严密的逻辑，保证了思维前后的一致性、连贯性，从而无矛盾、无谬误。亚里士多德的巨大历史功勋就在于提出了作为正确思维基础的形式逻辑，而这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正是形式逻辑的最早范例，牛顿的《自然哲学原理》即仿此而写，许多科学家都是仿此建立自己的科学学科的体系。没有科学思维，轻则走弯路，重则入误区，临深渊，遭毁灭。
　　　　科学方法是事业成功的前提。科学方法是科学知识按照科学思维而付诸实施的行为；显然，这就有可能保证行为是正确的，实施是成功的。方法是重要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办事，总得有方法，方法体现着知识，体现着思维，离开知识与思维的方法是不存在的。事业的成败最终体现在方法实施的过程中。
　　　　科学精神是求真的精神，这是科学的精髓。迷之者挫，逆之者亡。这正是我国目前所急需的。不欺人，不骗己，不蔽上，不蒙下，不搞“数字化”游戏，不搞“水”货，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向人民负责。凡是精神都是人文的，科学精神也是人文的，也就是求真的人文精神。
　　　　科学是个整体，从而科学教育也是个整体。那种急功近利的观点与作法：重视所谓有用的科学知识与方法，而轻视所谓“无用”的科学知识与方法，漠视科学思想，无视科学精神，割裂乃至抛弃科学整体，则是十分片面的乃至是错误的。当然，人文也是个整体，人文教育，包括人文知识、人文思维、人文方法与人文精神的教育，也是一个整体，而决不能割裂，特别不能无视人文精神这一人文的精髓，即求善的精神。
　　　　四、必由之路：科学人文交融
　　　　从历史上看，高等教育始于人文教育阶段，中间经过二三百年来的科学教育阶段，今天正在走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的阶段，这一发展是必然的，是同社会发展有关阶段相适应的。
　　　　工业社会之所以为工业社会，正因为基于科学技术之上的工业及其手段，展示出人类惊天动地的创造力，创造出一个个的人间奇迹。但是，与此同时，人间也陶醉于所谓的“人定胜天”、征服自然的“奇迹”中，陶醉于乃至于迷信于科学技术的威力，违背了客观存在的不可抗拒的辩证法，忘了人是“人”，忘了自然是整体，忘了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必须和谐合一。
　　　　老子讲得好：“不知常，妄作，凶。”早如哲人所告诫，自然正在报复人间，人类正在异已。严峻现实迫人深思，在科技如此发展的今天，加之知识经济的初见端倪，国力竟争的日趋激烈作为引导世界潮流的大学，必须把高等教育在高一个层次上复归于“育人”这一本位；只能是“育人”，决不是“制器”，决不是一切形式的只重视教做事的急功近利。这是教育中的核心问题，即教育思想问题。教育对象是“人”，教育的首先任务是“育人”，教育的宗旨是提高国民素质，从而教育思想就应该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而形成的“素质教育”思想。对高等教育而言，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想、教育观念，而不是一种教育模式、教育方式或课程体系、课程内容。
　　水火不能相容，相容必须有共同的基础。科学与人文之所以能交融，就是因为两者有着共同的基础，两者同源。此即：第一，人只有一个不可分割的大脑，大脑的各部分相互依赖；第二，大脑的活动不可离开人的实践而存在；第三，人的实践是在客观实际中的实践，这个实践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所以，任何一个卓越的成功者，都必须在严肃、认真、高度负责任的实践中，承认与尊重客观实际，寻求客观实际的本质，探索客观实际的规律，概莫能外。王夫之讲得对：“躬行为启化之源。”尽管科学是个知识体系，其特点是一元的、逻辑的、实证的；而人文不仅是个知识体系，还是一个价值体系，其特点是多元的、非逻辑的、非实证的；然而，它们都是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实践是源头。它们同源，共生互动，相同互通，相异互补。大脑的各部分不可割裂开，科学与人文也不可割裂开；合则两利，裂则两弊。可以说，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人文中有科学的基础与珍璞；同样，没有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科学中有人文的内涵与精神。
　　　　五、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至少有利于形成：
　　　　第一，正确的追求目标，即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科学求真，人文求善。求真是负责，应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求善是负责，应有着对人的终极关怀。求真务善的交融，就是负责的数学上的“交集”，是全面的真正的负责。因为，离开求善的求真，不一定有善的结果，甚至违背人性，损害社会；因此，科学一定要人文为其导向。同样，离开求真的求善，违背了客观规律，也不一定有善的结果，甚至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因此，人文一定要科学为其奠基。教育学生树立高度的全面的责任感，这是世界教育的潮流。有了高度的全面的责任感，就会有美好的正确的追求，从而就会有永不衰竭的强劲动力，推动着人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由于有了这么强劲的动力，就会有巨大的激情，就会升华精神世界，如痴如迷，进而在此升华了的精神境界中，进发出不可思议的创造力。这两点的结合，就可能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明天之所以比今天美，就是因为比今天新。求真、务善、完美、创新，是人性与灵性高度统一的生动体现。
　　　　第二，形成强大的工作能力。一个人的工作能力突出表现为善于学习，深于思考，能于实践。学习是基础，思考是关键，实践是根本，三者的紧密结合是我国教育一贯的优秀传统。岳麓书院的传统：“博于问学，明于睿思，笃于务实，志于成人”即一典范。科学与人文交融，首先，能形成完备的知识基石，而不是梁思成先生1948年所尖锐批评的形成“半个人”的文理分离的知识基础。这是创新的基础；其次，能形成优秀的思维品质。所谓思维品质优秀，一要正确，这由科学思维保证，二要有原创性，这主要由人文思维提供；再其次，能形成良好的实践能力，这由科学与人文共同高度重视实践所保证。这一强大的工作能力，不仅有高洁的人性作为动力，更有非凡的灵性作为基础。
　　　　第三，形成和谐的同外界的关系。科学承认客观，人文关怀客观，对客观、对他人及其劳动，既承认，又关怀，自然会达到同外界的和谐。这是人性与灵性的高度统一的又一重要表现。一个人要获得成功，除了必须有着正确的追求目标与强大的工作能力外，还必须善于处理好同外界的关系，善于利用外界条件，长于有合作精神，荀子在《劝学》中讲得好：“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总结出事业成功的三条：有志，有力，有物相之；这与上述三点是一致的；志，即追求；力，即能力；有物相之，即能用外界条件。
　　　　此外，科学与人文交融还有利于形成健康的身心状态即生理状态与心理状态。这是做人与做事、人性与灵性的物质基础。人必须有物质生活，物质生活主要应合平生理健康；人还必须有精神生活，精神生活主要应合乎心理健康；而且这两者还是互动的。生理健康主要同科学有关，心理健康主要同人文有关，心理健康的本质其实是脑健康，脑健康往往起着更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讲：“一种美好的心情，比十副良药更能解除生理上的疲惫和痛苦。”以上所讲的“有利于形成的”各点，其实是高的素质及其表现，这正是素质教育所希求的。
　　　　总之，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有利于提高人才的素质。对于高级人才，素质尤为重要。因为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技的竞争，特别是高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的竞争，特别是高科技竞争的关键是人才的竞争，特别是高级人才的竞争；而这又归结为人才素质的竞争，特别是高级人才素质的竞争，正如邓小平同志早已深刻指出的，教育的竞争是这一切竞争的基础。世间最宝贵的是人，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人才的素质，特别是高级人才的素质，最重要的是，要有高尚的人性，首先是能爱国；要有非凡的灵性，首先是会创新，从而才有可能去实现“三个代表”这一重要思想，特别是能“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中国大学教学》2002年第10期）

　　营造创新人才成长的环境
　　母国光
　　 世纪之交，科技发展异常迅猛。在许多重大领域，高层次人才起决定性的作用，出现了“胜者通吃”的现象。比如芯片，我们引进了机器，也安装了，为什么不能直接生产芯片呢？因为人家有技术专利，要生产，你只能与人家合作，分享利益。所以说，国力的竞争取决于创新人才的竞争。我们的大学能否培养和造就世界一流人才，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
　　 这几年，我们的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有了很好的发展，但是，与发达国家比较，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我们培养的研究生学科前沿滞后，学术视野比较窄，创新意识不强，在学科领域缺乏远大的理想。什么原因呢？看一看我们的研究生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吧。他们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毕业，整个教育过程都是灌输式的，实践和创新的环节比较少，而整个学校的环境又是比较封闭的。再有，我们的课程内容明显落后。以我所在的学校为例，我做了近１０年校长，当时还兼研究生院院长，曾注意过现在研究生的课程，与我２０年前去美国进修时学校的课程还有相当差距。当然，这不是学生的问题，严格来说是学校的问题，是教师的问题。当年我念南开大学的时候，南开大学刚刚从昆明搬回天津，是按照西南联大的办法培养学生的，所用的教材和美国最好的大学的教材是一样的。现在，国外研究生教材都是专著型的，而我们的研究生教材好多不能称为专著，更谈不上国际水平。第三是学制。我们的研究生从事研究工作时间很少，而且规定了二年半到三年内必须毕业，事实上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论文题目也不一样，如果实行弹性学制，就会比较好一些。
　　 在今后的研究生教育工作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解放思想。我们的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就有可能把事情做到什么程度，即所谓“志存高远”、“有志者，事竟成”。
　　 一、在研究生培养上要有争创一流的意识
　　 世界上很多国家在研究生培养上的要求都很高，我们也不能低。因为在科研领域我们所需要做的，与世界先进国家所需要做的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我们搞出的光学仪器在５００公里处分辨２米，而别的国家的光学仪器却能分辨出０．５米，那你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科技竞争中就没有位置。有人把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比作汽车制造厂造高级轿车，奔驰是世界名牌，你就必须生产出这样的世界名牌，否则，你培养的人才就没有竞争力。因此，在研究生培养上首先要了解世界尖端在哪里，最高水平是什么，我们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达到或超过世界一流水平。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
　　 二、要建立新的培养模式
　　 要注意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现行的研究生统考制度，强调一个人各个学科发展上的均衡性。在某些方面差一些，在另一方面非常优秀的人容易被排除。大家都知道朱光亚、李政道。是谁把他们选拔出来推荐到美国留学的呢？是吴大猷。吴大猷当时在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当教授。这就起到了教师在人才选拔上的主导作用。如果仅仅通过考试来选拔，李政道才上三年级，怎么排得上？因此，在研究生的选拔、培养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遵循人才选拔的程序，同时还要注意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要给学生提供主动学习、创造性学习的空间。在我们的学校里，大学四年，课程排得很满，每个班培养学生，就像加工螺丝钉一样，学分制在很多学校都是名存实亡。我们应该认真改革这种人才培养制度，真正落实选课制。这并不难做到，往往因为学校害怕课程不好安排、害怕课程组织混乱而没有认真落实。一个学习化学专业的学生，如果对生物学有兴趣，这本来是件很好的事，有兴趣，学习就会更主动，更容易成才，但我们许多学校却没有给学生这种自由发展的条件。对于研究生，我们应在创新方面给他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我曾看过一本小册子，说美国大学的一个校长带的博士生，搞机械的，课题做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出现预期的结果。于是这个教授就告诉这个博士生，把不能出现结果的这个事情记录下来，说明这条道路走不通。而我们现在往往是要求学生凡搞课题必须出结果，而且结果必定要和理论计算的相符合，这就限制了学生的创造性。我不是主张要写不出结果的论文，而是说要给学生留下创造的天地。
　　 要有严格的淘汰机制。我们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能够入学的都能够毕业，能当博士研究生的都能拿到博士学位，中间被淘汰的很少，这不正常。美国斯坦福大学实行淘汰制，研究生在课程学习结束时，有一个综合考试，由三个教授组成答辩委员会对学生进行面试，必须淘汰其中１／３。这一规定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生质量。这个制度，确实有点残酷，但要为学生提供创造的空间，就必须有严格的淘汰机制，二者是相依相伴，相辅相成的。
　　 要有良好的设备和朴素、务实的学习环境。培养研究生，必须要有高水平的研究活动，设备是研究活动所必需的。朴素、务实的学习环境也非常重要。朴素、务实就是引导学生不追求生活上的奢侈。现在社会的不良生活习俗对学生侵蚀很大，影响他们专心致志地钻研学术。
　　 要帮助学生打好基础。有深厚的基础才能有高水平的创新。基础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和专业的基础，一方面是做人的基础。有些学生英语很好，专业也学得不错，就是缺少一种东西：不知道自己对国家有什么责任，对社会有什么责任。学校以外没有更好的地方给学生以系统的道德教育，因而学校必须担当起这方面的责任。
　　 三、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学校是人才成长的摇篮，真正成才要到社会上。一个人只有在社会上才能显示出他的才干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上有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对造就创新型人才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社会正在逐渐为人才成长提供公平合理的机会。比如说，包括政府在内的不少单位正在公开招聘各类人才，城乡青年都有机会参与公平合理的竞争，自然有利于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上进心。此外，还应该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尊重人才的分配制度。尊重人才就是要认识到各类人才的重要性，不要简单地制定一些政策，导致一部分人积极，而另一部分人消极。只有人与人之间的机会均等了，各类人才之间的利益分配合理了，社会环境才能慢慢地有利于创新人才的成长。
　　 最后，我们应该对培养创新型人才充满信心。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不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大家可以仔细想想看，我们有多少年真正地致力于和平建设？没有多少年。真正地注重大学研究生教育也只有最近２０年的时间，而现在我们的硕士生教育、博士生教育已经取得了很突出的成绩，有了这个基础，就很容易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如南开大学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学校。自建校至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没有培养多少博士生，现在一年就能毕业２００多名博士生、上千名硕士生。从这个例子就能看到，中国的教育是发展迅速的，是势不可挡的。
　　 去年春天我作为顾问参加美国光学学会领导人会议。会上，美国总统的科技顾问作了一个报告，报告每年美国有多少博士毕业，专业分类如何。他说，美国的博士有相当一部分是法律系毕业的，规模太大，而工学博士规模太小。这么多法学博士都是用来打官司的，对社会发展能有多大用处？他认为，这种不合理的博士结构应当调整。在我国，自然科学博士生占到博士生总数的６０％以上，每年还有４０多万理工科学生毕业。这么大的一股科技力量补充到社会上，外国人感到非常震惊。看到这些，我们更应该有信心把我们国家的学位教育搞好，让我们的博士生也能够达到先进国家博士生的水平。当然，这不能马上就办到，因为培养人需要一定的功夫，需要积累一定的时日，需要家庭、学校、社会方方面面的配合。我们既不要急于求成，又要只争朝夕。（作者：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文章来源：中国教育科研网）
　　是“岗位”而非“身份”
　　华东师大打破博士生导师终身制
　　林蔚 华越
　　　 打破博士生导师终身制，引入竞争机制。华东师范大学最近对博士生导师制度进行改革，取消原有的博导资格遴选制度，实行“博导岗位竞争制”，使博士生导师真正成为一个培养博士生的工作岗位，而不再是一个代表学术层次的资格身份。
　　　 据悉，改革后的华东师大博导制度，博导人选将按照“择优上岗”原则，凡博士点内符合条件的教授，必须要有充足的科研项目和经费，并且科研活跃程度高，才能申请竞争博导岗位。学校将对申请招收博士生的教授的科研情况进行审核，只有确定进入招生目录且招收到博士生的教授，才表明其就任了“博士生导师”的岗位。以前那种一经评上博导，即使科研活跃程度不高、没有科研项目经费也可以招收博士生的做法将被废止。学校将根据学科建设的需要及各博士点历年的招生、培养情况、师资队伍状况等，确定每年各个博士点的博导岗位数。
　　　 华东师大有关领导表示，此次的博导制度改革，避免了原有制度过于侧重考察导师学术水平，在既有的学术水平评选上造成制度重复的弊病。从“博导资格”到“博导岗位”的转变，不仅有助于高校逐步实现和完善学科建设、学科结构调整、师资队伍建设，同时也提高了教师申请科研项目，从事科研的积极性，鼓励博导和博士生共同参与研究，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形成人才培养与科研的良性互动机制。（《中国青年报》2003年5月6日）

　　什么阻碍了教授回归课堂？
　　秦国民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书育人，师之天职。教师上课，天经地义之事。但新闻媒体曾一再披露教师缺课，教育部也曾明文规定大学教授回归课堂，这都着实让人糊涂。问题本很简单，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当教育部行文硬性规定时却变得让人颇费脑筋，笔者斗胆对其中的缘由做一揣测。
　　 首先，市场经济的功利化驱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原先的传统价值观风光不再，代之而起的是实用主义走俏。学术与营利的水火不容也已成为昨日黄花，知识分子甩掉了“君子固穷”的面纱，纷纷下海投身于市场经济的大潮。他们以自己的知识为妙笔，勾画着自己的小康蓝图。尤其是一些年轻、高学历的教师不惜到处兼职，其中尤甚者被戏称为“空中教授”。也有的教师忙于第二职业，行色匆匆，分秒必争，以至于让人分不出哪是本职，哪是次职？如此忙碌，耽搁一、二节课，或请其研究生代课，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部分高校教师职业道德感不高，事业心不强。改革开放以来，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不断上升，绝大部分高校教师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但少数教师职业道德不高、事业心不强，工作积极性低。长此以往，后果严重。小而言之，将影响大学的教育质量和大学自身的发展；大而言之，必将影响我国改革开放进展，危及民族复兴的伟业。国家的发展靠教育，教育的发展靠教师，素质高、事业心强的教师队伍是保障大学教育质量的关键。当年的西南联大之所以取得那么大成就，培养了那么多高质量人才，与联大教授的爱岗敬业是分不开的。被称为“大师之大师”的联大教授陈寅恪，虽然身体瘦弱，但绝少辍讲，许世瑛回忆，曾听陈寅恪四年课，记忆中陈教授似乎没有请过一次假。朱自清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时，坚持让学生定期交读书报告，有的学生一年中就写了十几个报告，有的报告长达１００页左右，朱自清都仔细批改。他开的新课文辞研究只有一个学生选课，他仍按时上课，从不缺席。杨石生教授兼任教务长，行政事务很多，不仅仍然坚持上课，带头讲基础课——普通化学，而且自编讲义，步行到几公里外的工学院上课，从不迟到早退。正是一群品德高尚、事业心强的教授们勤奋工作，才铸就了西南联大的辉煌。
　　 再次，是高校教师没有正确处理好教学和科研的关系使然。教学与科研的矛盾是当今大学的一个症结，在理论上如何处理两者的冲突，许多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也各有说法，意见难于统一。理论滞后导致了指导实践的乏力。再加上当前大学盛行量化管理，论文的多少往往成为本人科研能力的标志，教师凭论文可以解决评职晋升问题，而其社会地位、工资、住房等切身利益又与晋升与否紧密挂钩。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量化管理催化了高校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的功利心态，在教学上得过且过、敷衍塞责。笔者认为，教学和科研本可以并行不悖，教师的科研成果应当充实到自己的教学内容中去，与学生充分交流，学生可以从中开阔视野，教师可以从交流中得到启发，这也是当年西南联大闻一多、刘文典等许多著名教授的做法。把研究所得用于教学，又通过教学使研究成果得到检验提炼，教学科研浑然一体，相得益彰，从而充分发挥教学科研相长的效果。
　　 教师不进课堂的原因很多，其中既有社会转型时期宏观背景的原因，也有学校管理中的微观因素，还有教师个人的主观原因。为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高校教师缺课，要全方位入手。其一，从国家来说，要加大对教育的经费投入，进一步提高教师的待遇，改善教师的生活条件，使广大教师无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工作当中。其二，从学校来说，应制定切实的规章制度，对教师兼职加强监管，对教师兼职的申请、批准等程序以及对兼职的地点范围、工作时间的长短等都做出明确规定，让想兼职的教师有章可循。另外，改变重科研轻教学的管理方式，对教学有突出贡献的要重奖。其三，从教师个人来说，通过自律加强道德修养，增强事业心。教师的职业快乐主要体现在教学工作中，所以教师个人的自修自省、自我认知很重要，要让职业与事业、道德与人生合一，形成内在的自由和超越，才可能确保工作与人生的一致快乐性。也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校教师的缺课问题。（《科学时报》2003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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