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电校友】专访53级校友雷达对抗专家张锡祥院士

编者按：为了深入实施大学文化建设计划，加强与广大校友的联系，不断增进校友与母校的沟通和交流，凝聚校友力量，传递母校情感，扩大校友影响，提升学校声誉，在校长基金特别支持下，由党委宣传部、校友总会、学生工作处等单位联合，日前正式启动了面向各行各业优秀西电人的专访工作。这一专访工作是继“西电往事”之后，学校在讲好西电故事、传承西电精神方面推出的第二个重要策划。为此，我们特开设“西电校友”栏目，对专访内容进行刊载。欢迎广大师生为本栏目提供采访线索，联系邮箱：news@mail.xidian.edu.cn，联系电话：81891719。

一腔热血保家卫国 半个世纪情系雷达

——专访53级校友、雷达对抗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锡祥

■文字整理/特约记者 王朱丹

2015年4月11日，西电校友工作组一行赴成都专访了53级校友、雷达对抗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锡祥，以下为采访内容。

张锡祥院士与专访组成员校友总会办公室主任肖刚合影

坎坷少年求学路：四门考试三门满分

记者：张院士您好，非常高兴能够采访您。请给我介绍一下，您是在怎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张锡祥：我出生于1933年。我曾祖父那一辈从河南逃荒到山西当长工，就在山西成了家，生了我祖父他们兄弟四个，早年去世了两个，就剩下祖父他们兄弟两人，一个是在张家口做生意，一个是在家管家，生活条件属于中上等的水平。

我的父辈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两人。父亲跟着祖父在张家口做生意，伯父在老家。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干得很好，但是他那时染上了抽大烟，就被老板解雇了。那个时候村里面年轻人抽大烟的很多，几乎属于普遍现象。父亲回到老家后开始做些皮影戏工作，但在那期间仍然抽大烟，不断地卖家里的地，后来在1936年左右，伯父跟父亲分了家。我祖母当时跟着父亲过，因为她是亲生母亲，也责骂我父亲抽大烟不争气。我母亲是非常普通的家庭妇女，常常偷偷的哭也不敢讲什么。当时还有一个舆论，说抽大烟的人用不了几年就得卖儿卖女换钱买大烟，所以当时其他同龄的小孩也常常讥笑我和姐姐，说我们肯定过不了几年就要被卖掉了。

后来到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1937年底，来了八路军，在农村建立了新政府，叫抗日人民民主政府。新政府当时有两项重要工作，一项是宣传抗日，另外一项就是改造抽大烟的。他们把抽大烟的人集中在一起，戒烟后才放行，大概集中了三个月后，大部分人都戒了烟。我父亲出来后，就又去了张家口原来做生意的地方，中间仅回来过两次。1944年他回来那次，在路上得了伤寒病，持续发高烧一个星期后就去世了，家里面就剩下了祖母、母亲、我和我姐姐四个人，我们就只能依靠地里面的收入维持生活。

记者：您能跟我们说说您少年时代的求学经历吗？

张锡祥：我从1939年开始在村里上小学，直到1945年。这期间城里被日本人占领，成立了县政府。农村里面是八路军成立的抗日人民民主政府。我们一边念日本人要求的语文、算数，一边偷偷的念八路军发的宣传抗日的书。那时村里很缺劳力，因为中青年男子都参加八路军去了，所以学校里只有冬天上课，一到夏天，老师、学生都要回家种地。

到了1947年，蒋介石重点进攻延安，八路军的野战部队就撤去保卫延安。我们躲在家里，根本不敢在外面活动，生怕被抓去当兵。我那时14岁，当时抓兵名义上要求是18岁，但实际上他不管年龄，只量个子，身高超过1.5米就给抓走了。1947年的秋后，我们村有一个老师在文水中学教书，当时的兵役制是只要上了中学就可以不用去当兵，所以我和三个同学就一起跑到了那里，实际上并不是去念书，而是为了避免被国民党抓去当兵。

刚到文水中学时一切还算平静，但到了1948年初的时候，就开始搞自白转生运动，这个运动的含义就是让原来八路军所占领地域上的人们，向他们交代以前都给八路军干过什么事，还要保证以后绝不给八路军干任何事，实际上就是划清界限。我们四个同学是从农村来的，我们村叫东堡村，离云周西村约三华里。刘胡兰在1947年1月12日牺牲后毛主席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从此刘胡兰的名字在解放区是家喻户晓，闫锡山的兵称云周西村为“小延安”。所以他们就认为我们是八路军的人，是八路军的侦探，对我们四个人进行了三个月的严刑拷打，将四个人分开，一人分别住在一间房里，分别审问我们到底是不是八路军派来的侦探，上的刑法包括坐老虎凳、压杠子，我们才都是14、15岁的小孩子，确实为躲避勾子军的抓兵而到文水中学的，打了我们三个月，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是八路军的侦探。后来由老师做担保，说我们都是家里的独子，怕被抓去当兵才来到这里的，就这样我们才被放了出来。

记者：您的经历，我们现在听起来不可思议，太残酷了。之后您又去了什么地方继续求学呢？

张锡祥：1948年夏天，文水县全境解放了。秋后文水中学就开学了，通知我们村的四个同学再去上解放后的文水中学读书。我们又上了解放后的文水中学，老师知道我们曾受到过严刑拷打，对我们几个都很关心。上了一个多月的课，学校就推荐我们到农村去搞土改，直到1949年5月土改才结束，文水中学和汾阳中学合并，那时我也没去汾阳中学上学就回家了，在7月份跟着一个亲戚去了北京。

到北京后，我在报纸上看到有一个中学在招生，然后就报名，结果就考上了。于是，我就在1949年9月1日正式开始上初一，那年我16岁。当时那个中学的名字是民国中学，是国民党时期的一个私立学校。那时候，我除了吃饭睡觉之外的所有的时间都在学习，在学校一次考试中，四门课我考了三个100分，一个99分，一下子在学校出了名，从那以后，我整个人都自信起来了。

冬天放寒假时，我也没有回家。一方面从北京回山西太远了，另一方面也为了省路费，当时我念书每个月大概七块钱伙食费，都是亲戚资助的。那个寒假，我就一个人在宿舍里自学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学完了初一下学期和初二上学期的课程，后来就考了插班生，跳级到北京劳动中学，读初二下学期。三年初中我只用了两年时间，于1951年夏天毕业。

初中毕业了以后，我本来是想考火车司机的，后来看到国家号召抗美援朝参军，我就报名参军了，完全没有跟家里商量。一两天后就获知被批准了，我们一批人就在北大集中，被运到了张家口ZYJW工校，先进行了五个月的政治学习，解决生活观、生死观问题。后来考上预科，上了雷达系。

八年西电专业学习：搞研究必须养成连续的思路

记者：当时是5年制，您为何在学校生活了8年呢？

张锡祥：到了军委工校，我们政治学习用了半年，然后经过考试，被分为报务、预科和工程系三个等级进行正式学习。上过大学的，还被直接抽调出来当了老师。因为之前我上过初中，就被分到了预科班学习。1953年，预科学习完毕，我开始正式就读工程班雷达系。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正式以培养雷达技术人才为目标的雷达专业。我所在的班级叫534班，也就是53年入学的4系的意思。

当时是五年制，我们这个班本应该是1958年毕业，但那时学校刚好要从张家口搬到西安，在搬迁前学校安排我们去南京720雷达厂实习，学习雷达整个的加工过程，等实习完了以后我们就没有回张家口，而是直接去了西安，在1959年4月正式毕业。

记者：从张家口到西安，您在学校学习的最后一段时间是如何度过的？

张锡祥：到了西安以后，我们参加了半年的工厂实习，我是在西安的786厂，也就是黄河厂实习。当时，我在那里搞了一个小课题，叫做“雷达的惯性跟踪”。这个课题要解决的问题是：当雷达跟踪目标过程中，如果丢失了目标，天线还应该继续按照原来的速度和方向，再跟踪上20-30秒钟。

为了做好这个课题，我们经常是住在实验室，也不回宿舍，晚上连夜干，太累了就在桌子上趴着睡一觉。大约1个星期左右，课题就有点眉目了，知道该如何入手了。这段经历告诉我：从事科学研究，如果连续不间断，效率能够提高好几倍。就像你连续一个星期思考一个问题，一定比断断续续想上两三个月的效果都要好。停下来去干别的事情，思想不连续，回头还得重新开始！要想搞专业、搞科研，必须养成连续的思路。

记得当时我做实习课题的时候，思想一直处于不间断的状态，除了睡觉之外，连吃饭、走路都在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人问累不累，我没有正面回答他，而是反问到：你们打麻将整夜整夜地打累不累？我和你们一样，你们对麻将入迷，我对课题入迷。只是入迷的对象不一样，没别的什么区别！总之，我始终觉得，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除了有责任心外，还必须要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兴趣要到入迷的程度！

在实习期间我还做了别的课题，指导我的老师对我很满意，他认为我是所有同学中毕业设计做得最好的，我记得这个老师找我谈了三次，希望我能留在他们厂里工作，我说我是军人，是要服从组织分配的。后来在四月份时，我被分配到了北京机关通讯兵部，在雷达连当兵，做DZDK方面的工作。

记者：在长达八年的求学生涯，您印象最深刻的事都有哪些？

张锡祥：首先是教师都非常有名、都很敬业。当时，给我们上专业课的都是非常有名的教师。他们有的是参军后调到军委工校的，有的是大学毕业了直接留校任教的，还有的是从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等名校调过来的。在张家口，周围环境比不上大城市，条件还很艰苦，这些教师却从来没有因为从大城市到了山沟而闹情绪。当时雷达还是新兴学科，除了毕德显院士外，好多老师都没有学过这门课程。因此，在专业课学习过程中，毕德显院士亲自给我们讲雷达原理，丁鹭飞教授给我们上雷达实习，保铮院士给我们讲脉冲技术，蔡希尧教授也给我们上过课。名师授课，终身受益，他们渊博的知识，敬业的精神让学生佩服不已！

其次，当时的军事课印象也很深。给我们上军事课的是国共战争期间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他们接受过正规的军事理论训练，而且还有实际战役的指挥经历。因为朝鲜正在打仗，所以我们的军事课，都是从实战出发，从最基础的班进攻开始，连排进攻，一直到师团进攻。课堂上，教师模拟给你配备炮兵、坦克、飞机，教你如何排兵布阵，军事课学习得很有意思。这段军事课学习的经历，对我后来从事电子战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打仗不完全是技术问题，它必须和战术结合才行！

军事课学习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一天晚上，我们被紧急拉到张家口的野外，然后被告知根据所学知识自己寻找回学校的路。张家口的野外，没有任何可供使用的工具，分辨不清方向和距离，我们只得通过星星的位置、甚至是树木的长势确定方向，摸黑往学校赶。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实战，这就是张家口军委工校的学习方式，这对于我一生的学习、工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第三就是张家口期间的学习条件。我们是预科班，按照当时的军委工校学生分类，算是年级最低的。我们居住在西山坡，曾经是日本人的骑兵营，条件很艰苦，学生住的是9个人连在一起的大通铺，教室是养马的马棚。虽然马棚安上窗，但房子还是四处漏风，我们只得自己动手把漏风的地方糊起来。上课时，房子里面虽然也有一个小火炉子，但还是冷得很。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上课记笔记，记着记着墨水就会结冰冻上，只得用嘴巴呵上几口热气，才能够融化了继续记！上预科的后期才由西山坡搬到东山坡，虽然东山坡也很艰苦，但比西山坡好多了。

从事雷达工作一辈子：西电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记者：您刚参加工作时的情形时什么样的？

张锡祥：我在北京当兵半年后，那时国家要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要进行KJ检阅演习，一个师的KJ排队起飞，编队飞行，我们就在雷达显示器上看他们编队飞行目标回波信号很是壮观，这是在学校看不到的。我下连当兵，相当于操纵员或者雷达维护技师的工作，使我收获很大。

当兵回来以后，我就正式开始做DZDK工作了。记得当时从苏联进口了几个地对空的干扰机，体积特别大，大概需要三个拖车才能够拉走，而且我们手上什么资料也没有，更没有任何培训，唯一有的就是一个说明书，全是俄文。领导给我们的任务是三个月后要把这些机器开动起来。我们起初感到非常困难，就一点点的钻研，后来还真成功了。通过那一段时间，我的业务技能有了很大提高。

后来从苏联来了三个专家，他们培训了西电的几位老师，在西电成立了第一个DZDK班。在1960年下半年，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培训班该如何办下去？由谁来代替苏联专家？就在这个时候，领导安排我和我的一个同学和一个同事一起，将培训班的任务接了下来。后来大家的反响还都很好。

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又研究了一个操作训练模拟器，孙俊人部长很满意的，他说想不到我们司令部参谋里面，还能搞出这么高级的模拟训练器，就说要将这样的人送到研究所去，不应该留在机关里面。所以我就被调到了国防科工委第×研究院×所的DZDK研究室。

到了1965年，DZDK研究室被从×所抽出来，来到四川变成了现在的研究所。所以说，我从毕业以后，工作虽然换过几个地方，但是所从事的专业一直没变。到了研究所后，我所做的课题，最后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一、二、三等奖都有，以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多项。

记者：您是著名的雷达专家，您一生从事的工作和您在西电曾经接受的教育有什么样的联系？

张锡祥：西电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总结一句话：如果当初没有上西电，我现在可能就只是个火车司机。当时我准备考司机培训班，都已经考了一门了。后来才抗美援朝参军，参军后才又逐渐的上了雷达专业，那是一个转折点。

现在想想，当时在张家口学习的热情为什么那么高呢？原因是最初去那里是要准备拼命打仗的，可是到了之后发现，不但不用拼命上战场，而且还是管吃管穿的学知识，心里头非常满意，特别珍惜，所以学习特别卖劲儿。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知道雷达这个词语，也是从那时开始，我这一生都没有离开过雷达事业。

记者：您在几十年的雷达对抗工作中，主要取得了那些成就？

张锡祥：因为保密的关系很多不好讲，这一方面我用成果来说明，获得国家级的奖3个，省部级的奖7、8个。

情系母校发展：要重视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

记者：您对现在高等教育有怎样的建议？

张锡祥：大学里面一定要重基础。想当年，我们是5年制的，数学、物理、专业基础都学得非常扎实。现在虽然也有4年，但是学习外语花费的时间太多，还得留出半年时间找工作，和以前相比，充其量算是2年半制的。

我和高校来往频繁，我发现学生学习外语的时间太多，甚至占用了大学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个问题值得商榷。当时我们上大学时，学的是俄语，不过目标很明确，就是能够借助字典看得懂本专业的书籍，所以我们学习外语占用的时间非常少，从而留出了大量时间认真学习专业基础。

当前，我们国家大学生的确比较多，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具有国际水平、顶尖水平的学生却太少！对比一下当年的教育和现在的教育，也就容易找到问题的症结。当时的大学生，要实打实地学5年专业技术基础，因此创新能力强；而现在虽然是四年制，实际上顶多认真学了两年多专业知识。这个问题，责任既不在学校，也不在学生，而是国家教育体制的问题！

我个人的观点是，中学、小学可以学习外语，大学外语应该是选修，愿意继续学习的你就学，不愿意学得太深的，有了以前的基础也就可以了，应该把时间尽量花在专业基础或技术基础的学习上。毕竟，我们每年出国的、去外企工作的学生，那是少数，充其量有10%。因此，为什么一定要让90%的人跟着10%的脚步跑呢？

现在不是50年代，每年大学生只有2-3万人；现在每年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只要有40-50万对英语很精通，也就足够了！外语要好、又能够发表SCI论文、还能够进行技术创新，这些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实现，是极不合理的。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会！

大一点说，一个群体，只有有了分工合作，才是真正的高水平团队！要求每一个人都要会，那是低效率的群体。记得在《恰同学少年》中，讲到毛泽东主席的学习方法时，就有一个观点：由四个在各自领域的顶尖专才组成的团队，那是高水平的教学团队；四个什么都会一点的人组成的教学团队，那是一个普通的团队！

因此，现在教育体制对英语的要求是极不合理的；要求每年600多万的学生都过四级、过六级，也是极不合理的！实际上，自主创新能力和外语水平的高低并不大，却和专业基础、研究思路的关系很密切。要知道，并不是外语好，创新能力就强！因此，我建议高校对外语的要求要放宽些！

记者：今天的西电正处于全面深化综合改革的关键时期，作为校友和专家，您对学校的建设发展有哪些建议？

张锡祥：学校在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发扬西电的优良传统，这个决不能丢。

第一个方面，我觉得还是要重视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西电在这方面比别的学校有优势。当年在张家口条件那么差的情况下，我们培养出来四个院士，这个成绩在行业里比清华、北大都好。现在工程院一个学部里，西电毕业的年轻院士比较多，同一个组里，西电人所占的比例也比较大。这些人的发展过程，都离不开在西电所受的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影响。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还是要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学生们将来毕业后，不管是做技术、搞创业、经商，还是继续深造进行科学研究，德智体这三个要求有一个不满足，都会出问题。虽然现在的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三个要求我觉得始终没变。

第三个方面，是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我记得我们上学时，老师会留一些选做题，鼓励大家主动思考，举一反三。现在有好多学生不知道如何思考，老师讲了的会，没讲的就不会，这在科学研究方面是绝对不行的，因为科研的对象都是未知的，未知是要在已知的基础上发展出来，所以独立思考能力应该在学校时就注重培养。

记者：您对年轻人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张锡祥：对于年轻人的发展，我的建议是选择一门专业，就要一直坚持下去。我的一生有两个特点，一是在西电学了八年的专业基础知识。另一个就是在工作的50多年中，工作单位变过，但是专业从没变过。

我分析了一下，工作中实际上是有1/3的时间是在学新东西，20年里面就等于又学了6年，这些时间可以积累很多的知识。年轻人要想搞成一件事，就要一心一意，攻克困难，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一流专业人才。

（本次专访组成员：校友总会办公室主任肖刚、研究生教育管理办公室主任卢毅）

成长过程中的回忆

张锡祥

吕梁窑洞记忆深，马棚教室能育人。

东山坡上办大学，培养多批高材生。

为国为民创新品，建设祖国万事新。

国家兴旺又发达，帝国主义不敢攻。

鸦片战争成历史，祖国远洋全球行。

人君有志遍地花，不看形式看内容。

【三点说明】

1、成长过程的回忆：（1）吕梁窑洞记忆深，指我在1948年12月至1949年5月在牛家垣村搞土改时，住的是窑洞。（2）马棚教室能育人，指我在张家口预科学习时，是马棚改的教室。（3）人君有志遍地花，指的是人若有志气，不论干什么工作都能搞出成绩来。

2、勾子军是闫锡山的兵，他们到村后就抢粮抓壮丁，老百姓给他们起外号称“勾子军”。在1948年春，勾子军搞的“自由转生”运动，为什么把我们东堡村去的四个同学，进行了三个月的严刑拷打。因为我们东堡村离云周西村很近，约3华里。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牺牲了，毛主席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以后，在当时的解放区大为宣传刘胡兰的英勇事迹。勾子军称云周西村是“小延安”。她活着的时候我们都见过，她的年岁与我们差不多，死的时候还不满15周岁，只比我大7个月。因此勾子军怀疑我们村去的四个人是八路军派去的“侦探”。因此，对我们四人进行了三个月的严刑拷打，最后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找保了事。

3、学校推荐我搞土改：因为当时1948年冬，在我们那里区县干部很缺，要支援三大战役、支援解放太原、要筹建南下工作团，又要搞土改。因此，政府号召学生，本人自愿，学校推荐。我们村的四个同学都自愿报名参加土改，我们经过半个月的土改培训后，我被分配到牛家垣村搞土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