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中国崛起的世界史意义(上)………………………………张剑荆(1)
高校悄然引入延期分配制……………………………………蒋夫尔(4)
展望2004年高等教育走势(下)………………………………王燕(9)
关于何种原因引起大学生心理障碍的调查报告………………(12)
说干部的“政治前途”……………………………………郭庆晨(13)
中国崛起的世界史意义(上)
张剑荆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转型有可能改变延续了上百年的局面。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正在造就一个经济强国。如果中国政治经济转型成功,那么,中国的力量以及特有的地缘地位,将有望引起一场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体系的革命性变化。当代国际体系将不得不根据中国崛起这一新的现实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时事分析家和观察家总是喜欢用转折点之类的词。他们习惯于把某一重要事件发生的年份称作分水岭。在这样做的时候,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过于任意和过分夸张。世界的形成很少是革命性的,即使是革命性的,这种革命也总是植根于旧世界旧制度之中,因此,革命发生的原因,新世界形成的材料,总不过是旧的。所以,很难说一个时间点之前,一点儿都没有新世界的影子,也很难说一个时间点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因此之故,几乎没有什么选择是没有争议的。这种对转折点和分水岭的关注,自然是不得已而为之。在面对纷繁杂芜的信息堆积时,毕竟需要一个方便的办法。同时,转折点的选择,体现着分析家特定的角度和世界观。
德鲁克在上世纪80年代描述当时和未来的世界时指出,1973年是当今世界与过去世界的分水岭,而1873年则是另一个分水岭。德鲁克根据他所提出的这个划分,描述了正在出现和已经出现的“新现实”。他依据“新现实”逻辑,也就是“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压力下帝国解体”的普遍模式,准确地预言了苏联的解体,他说:“如果不是更早一些的话,在今后25年内,俄罗斯帝国也将会消失,或至少将会从欧洲的帝国转变成欧洲和主要是亚洲的帝国”。德鲁克是1988年写下这些话的,他预言苏联解体的时间与苏联解体的实际时间相差十一年,这一差距并不影响对德鲁克预言的评价。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预言以及据以预言的理由。福山则把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视为“历史的终结”,从此,世界被分成后历史的世界和历史的世界两部分。这两位思想家的划分,具有权威性。
大体上可以这样说,今日世界特征的日趋显现,始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改革旧世界的趋势加速了,崩溃的趋势开始变得明显起来;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了,冷战终结了。
尽管对于我们今日所处世界究竟从什么时间算起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以冷战的终结作为基本的标志,大体上是正确的。以此为界限,上溯到70年代,或80年代,都是可以接受的。德鲁克说从1973年算起,因为这一年发生了石油危机,这一年前后,西方战后世界的基本体制—布雷顿森林体制—解体了。也是在70年代,中国开始了政治转型。1978年,改革进程正式启动了。70年代还有其他重要的事件,像日本经济的崛起并构成了对美国的挑战,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体制丧失了进功势头,开始变得教条和僵化。进入80年代,社会主义世界的改革势头愈益强劲,冷战格局日渐瓦解,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1990年两德统一和第一次海湾战争,到1991年12月25日苏联最终落幕,世界历史十分明显地进入了新的时期。当福山做出“历史终结”的断言时,苏联还没有解体,但是,到1992年年初的时候,一切都变了,苏联已经解体,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那年的1月到2月的南巡中,提出要接受市场经济,1992年下半年,中共十四大决定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因此,1991年,应当是旧世界的最后一年,其标志就是:冷战秩序终结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被抛弃了。1992年,则是新世界的第一年,其标志是:欧亚大陆上两个大国同时选择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和世界秩序的视野中看,对于塑造1992年开始的新世界来说,有四大革命性事件最为重要。它们是:1、信息技术革命;2、全球化革命;3、欧洲统一革命;4、中国崛起革命。
限于篇幅,笔者以下着重谈谈中国崛起革命。
历史总是充满着神秘和奇迹。在欧亚大陆的西部因为走向统一国家而使全球体系尤其是地缘形势发生革命的时候,在欧亚大陆的东部,一个传统大国因其近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和国家的统一也正在崛起为全球大国。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发生的两个巨型国家的迅速成长的事实,再次唤起人们对于这个大陆历史上作为历史中心而伴随的无数战争、人民苦难和希望与失望交织的众多革命的记忆。假如我们目前谈论的事件在若干年后都变成了事实,那么,未来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将会把我们这个时代称作一场持续性革命的中点来对待。
从现代国际体系演变的历史来看,全球体系的真正出现,是在19世纪欧洲扩张进欧亚大陆东部地区以后。在此之前,不存在一个全球意义上的国际体系。在此之前的几千年中,一直是多中心的,这些中心彼此几乎独立地发展着,每一个中心都有自己独特的组织体系和原则,相互交流如果有,也是在很低的水平上进行的。这种低水平的交流,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低水平,尤其是交通工具的低水平和对于天、地、自然以及世界知识的水平相一致的。
人们都承认,西方现代国际体系的出现,始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人们把这场地理大发现看作现代全球体系的起点,这是有根据的。但是,从15世纪到19世纪的近四个世纪中,是多个国际体系竞争日渐激烈的时期,西欧体系尚未确立其统治地位。甚至在印度成为英国女王皇冠上的明珠之后,西欧国际体系也仍然只是竞争中的国际体系的一个(尽管是最强大的一个)而不是全部。正如美国学者彭慕兰所指出的,欧亚的大分流,发生在19世纪,在此之前,“我们有的是一个多中心同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中心的世界”。
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和东南部,占支配地位的国际体系是围绕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对于这个体系何时瓦解,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1840年是转折的年份。在此之前,中国体系是独立的和自足的,尽管自1511年葡萄牙人进入东南亚的马六甲开始,进入了漫长的体系危机时期,但是,危机是十分微小的,即使在发生了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后,这个体系仍然受到了很小的损失。李剑农先生写道:当时的中国人还是认为中国为世界文化之宗,不承认西洋夷人也有什么可称为文化的,不承认西洋炮火的威力是文化的威力,只认为此次的屈辱为“蛮夷猾夏”,如旧历史上偶然间发生的事件。统治阶层最为伤心的,就是今后与英国来往公文,须用平等款式。应当说,与英国交往采行平等款式,对于这个自奉为天朝上国的清王朝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它所触动的仍然不过是朝贡体系的毛皮,而未触动这个王朝的内心和朝贡体系的核心。在鸦片战争后,清帝国似乎还显示了中兴的景象。朝贡体系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有加强的迹象。这一判断是立足于鸦片战争之后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朝贡次数增加的统计资料上的。
即使说朝贡次数的增加只是表明“清朝朝贡完全成为一种贸易手段”,朝贡体系“使得东亚首先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世界”,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贸易的增加相应地伴随着朝贡体系松懈和瓦解的迹象。
中国朝贡体系的瓦解,是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之后。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标志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彻底瓦解。甚至可以认为,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就是瓦解这个体系。《马关条约》确认了朝鲜脱离中国体系,成为独立自主国,中国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近岛屿给日本,日本在中国获得了与英国一样的权益。甲午战争的失败,首先改变的是中国和日本在朝贡体系中的地位。借助《马关条约》以及随后的日俄战争1905年,日本改变了以往边缘地区的地位,而且作为一个新崛起的竞争者,打破了中国所具有的地位以及背后的关于国际体系的思想。对于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学者称之为日清战争及其最终签订的《马关条约》对东亚世界以及日本在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地位的影响,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评论说:“日清战争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以粉碎华夷秩序为目的。其主要手段是与清帝国进行武力斗争;第二个方面是围绕瓜分中国和朝鲜的领土问题与列强竞争,陆奥外交正是强烈意识到这一点而进行的;第三个方面是镇压出兵地区的民众”。其次,甲午战争以及1900年发生的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显示出清朝政权完全丧失了对国家的统合能力。作为原来朝贡体系的核心国家,清帝国陷于自顾不暇的境地,更遑论维持朝贡体系的完整了。中国自此面临着被殖民的命运,因此也就无法抵抗西方体系和新近加入这个体系的日本对原来朝贡国的蚕食与殖民了。第三,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去的不只是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北洋海军,不只是台湾及其附近岛屿,不只是天文数字的赔款,同样严重甚至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文明的失败。
甲午之战的惨败,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重大的关头。历时半个世纪的那种三心二意的帝国改革运动,被证明是完全不成功的。1900年试图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抵制国际体系崩解的努力,更加显示了清朝统治阶层已经无法再提出象样的解决危机之策了。清帝国的统治阶层,于是被日益焦灼的紧迫感所左右,政策取向上迅速走向激进。但是,中国的转型进程,已经不再取决于上层的意愿了,激进或渐进,问题或主义,都不重要了。
伴随朝贡体系瓦解的,是帝国转型的彻底失败。从清帝逊位一直到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中国基本上处在半主权状态。而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没有像印度那样沦为殖民地,只能由当时国际体系的特殊情状来解释。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正处于转型阶段,即使在西欧,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同时,国际体系中,新崛起了几个强国,日本,美国和德国,国际体系需要解决这些新崛起者对体系挑战的问题。竞争迫使这些国家接受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相互制衡的结构。或许可以将这种结构称作“以夷制夷”,或许可以更准确地说是“夷人制夷”,后者强调的是一种外国之间自动的调节利益的机制,前者更侧重于清朝政府的有意调控。
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时期。国际体系虽经一战的调整,但是,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仍然是在华竞争的大国之间的利益平衡,随着日本强权的崛起,这种平衡越来越难以维持,越来越向着日本通吃的方向转变。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英国结盟,便是顺理成章的战略选择。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国际地位达到了近代以来的顶峰。之所以在半壁江山沦陷后国际地位反而上升,可以说是朝贡体系解体后“夷人制夷”、“以夷制夷”方式的延续。日本的发动的全面战争,使反日联盟发现了中国的地缘价值,这一发现推动着中国的战略地位迅速提升。中国及时地、成功地将这个“新发现”转化为政策。在1943年10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赫尔利把中国视作“四大国之一”,在敦巴顿橡胶园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主张把中国列为“负责和平的四大国之一”,对中国的战略定位,赫尔利说:“日本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失去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资格,唯一真正的东方大国就是中国了……因此,如果要确保远东稳定的话,任何安排都得以中国为中心来进行。”
抗日战争期间以及战后获得的国际地位,是国际战略平衡的产物,与中国自身的战略思想和力量,都关系不大。即使在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也未曾改变这一点。“一边倒”的政策以及70年代中美关系的解冻,属于典型的国际战略平衡思维的产物。只有60年代,似乎是传统政策的例外,在这十年中,中国奉行的是革命的外交政策。但是不幸的是,60年代的革命性外交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国际孤立,而这种孤立,在近代国际体系中,并不是保全中国的办法。中国近代史上的有识之士,也从来不敢作此幻想,更不敢践行。当然,孤立的构想从来都不缺乏,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还有学者呼吁要学习英国的“光荣孤立”。这种想法之所以显得空洞,原因在于对近代国际关系的现实缺乏了解。
在朝贡体系解体后的上百年中,国际体系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战略,其程度之深,似乎可以说,是国际体系选择中国,而不是中国选择国际体系。中国的地位往往根据大国利益平衡的结果而定。
但是,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转型有可能改变这一延续了上百年的局面。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正在造就一个经济强国。如果中国政治经济转型成功,那么,中国的力量以及特有的地缘地位,将有望引起一场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体系的革命性变化。当代国际体系将不得不根据中国崛起这一新的现实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中国政治学 2004-3-22)
高校悄然引入延期分配制
蒋夫尔
【访谈】众说纷纭“金手铐”
为缓解“孔雀东南飞”的状况,新疆财经学院于2001年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实施“津贴期权制”。而今,被称为“金手铐”的“津贴期权制”推行得怎样?记者日前采访了该学院有关人士。
记者:当时怎样想到要推出“津贴期权制”这样一种收入分配制度?
崔光莲(新疆财经学院副院长,参与起草制定期权制方案):由于当时学校面临人才流失较为严重的局面,同时,我们看到传统的收入分配制度所起的激励作用在开始下降。也就是说,靠一次性发放津贴已经留不住人才了。因此,当时就考虑要把即期收入变成远期收入,这样才能够长久地留住人才。
于是,我们想到了企业的股份期权,把它的名称借用过来,我们就叫做“津贴期权制”,把学校的发展与个人的收益挂起钩来,这其实是股份期权的一种变异,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期权制。由于是远期收入,进入期权的人才都有一个收入预期,这个预期的存在,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留住人才。
记者:你怎样看待津贴期权制?高志刚(新疆财经学院经济系副主任,博士,31岁)实行期权制对高校留住人才,尤其是边远地区高校留住人才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办法。因为它给你的未来收入有一个预期,因为现在拿不到这个钱,可能会对人才的流失起到抑制作用。但是人才流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此,完全通过期权制来解决人才流失问题是有局限的。
记者:有人说“津贴期权制”是一个“金手铐”,你对这个说法怎样看?
郑石桥(新疆财经学院管理研究院院长兼会计系副主任,复旦大学博士后,第一批、第二批期权制入选者)津贴期权制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才长期在这里工作,所以,有约束条件,是很正常的。如果出现与这个目的相违背的行为,那么这个收入你自然就拿不到了。
一般来说,进入第一批期权制之后,如果干得好,第二批肯定还在。期权主要使教学和科研上的骨干、学科带头人和主要岗位的人和学校同心同德。现在五年还未满,所以,谁也没有拿到第一笔钱,但是还是有预期,对这个预期大家充满了信心。
不愿在这里干的人,也会认真考虑一下利弊得失。如果你已经进入了四次,第四年想走的话,至少要损失12万元,不要这12万,好像机会成本太大。
记者:你认为期权制设定的金额是否合适?
郑石桥:学校能拿出一部分资金实施期权制,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不过,实事求是地说,钱少了一点。高校教师也生活在社会之中,他会考虑钱的问题,但对学校来说,又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因此,学校不可能对所有的人都采取同样的办法,只能先满足一部分人,就是进入期权的这一部分人。
其实,我在外面有很多机会,企业、学校都有人来挖,提的条件也很优惠,最低的也是30万元。我之所以没有心动,是因为有期权给我垫一点底。如果没有期权收入,我可能就留不下来了。现在,我的工资收入大概一月4000元左右,一年也就5万元,期权有4万元,加在一起每年有8万元左右。如果事业平台还可以的话,那么,外界的30万元对我来说也不会动心了。
记者:你对津贴期权制的作用有何具体评价?
郑石桥:首先,这个期权是可持续的,这是第一个优点。其次,根据遴选的条件来说,确实不是撒胡椒面,而是把学校的一些核心人才给抓住了。三是,把学校的命运与进入期权的这些人的命运捆到一起了。
期权制对学校来说,前景很好,现在西部高校的人才流失很严重,提高待遇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提高待遇的方法值得研究。现在人事制度比较活,不像以前调动很麻烦,一旦待遇诱人,拍屁股走人是屡见不鲜的。毫无疑问,待遇低肯定是高校人才流失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期权是提高待遇比较好的方法,对学校有利,对人才也有利。
记者:你是本地的,期权制把你留住了,那么,你认为期权制对吸引外面的人才有多大作用?
郑石桥:有作用。我有几个同学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问到新疆财经学院的收入状况,他们对期权特别感兴趣。他们说这个东西以前没有听说过,新疆财经学院能这样做,很厉害啊。还有两个同学准备到这里来工作,当短期的老师。他问短期能不能得到期权,我告诉他说,你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肯定不行的。现在,他正在考虑是否长期到这里来工作。我说,长期是指5年以上。他很感兴趣,因为到第六年时,就能每年拿到这笔收入。如果有与和学校共命运的这种想法,那就相当于忍耐几年,如果没有长期打算,那你就拿不上这部分收入,这正是学校的目的所在。
记者:实行津贴期权制产生了什么样的效益?
刘风雷(新疆财经学院组织部部长):学院实行津贴期权制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曾经留学英国8年的祁元博士归国后选择了新疆财经学院,看重的是它的教学改革和分配制度等。去年9月,祁元博士来到学院,工资、津贴加上期权收益,他每年的收入可达八九万元。不久,由于他表现突出,升任外语系主任。在任外语系主任的短时期内,他凭借着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为学院争取到了雅思外语考试点的举办权,他的“产出”远远超过了学院对他的投入。
在新疆财经学院,许多教师认为,能够进入期权分配范围,不但是经济利益上的增加,而且还有一种提升政治待遇的感觉,因为这毕竟是学院对高级人才的一种认可。
“津贴期权制”实施以来,极大地激发了学院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稳定了人才队伍。2001年全院一年公开发表2000多篇论文,科研工作量是前40年的总和。1999至2002年研究生和本专科学生招生数量成倍增长。2001年年末统计,学院调入硕士研究生近20人,引进博士7人,而调出仅4人。人才的聚集使学院的事业不断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记者:“津贴期权制”今后能否继续坚持下去?
李中耀(新疆财经学院党委书记):“津贴期权制”实行的是预期收入,经过实践检验,这种办法在留住人才方面起到了很显著的作用。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新疆财经学院的人才流失很严重,期权制实行以来,人才大量流失的势头有了明显改善。同时,高层次人才陆陆续续地进入到教师队伍中来。“津贴期权制”在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方面的确是一个好办法,今后应该继续坚持,继续推广。但作为一项新的收入分配制度,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继续完善和调整。
【观点】请“孔雀”留下来 尔尔
长期以来,高校的收入分配制度一直与高校人力资本地位不相适应,教师的工资水平普遍偏低,由于实行预算管理,高校的收入分配明显受制于财政拨款能力,工资收入的增长难以与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势保持同步,这造成了高校人力资源的严重流失,教学质量难有保障。特别是西部地区高校,由于受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教师收入水平远不如内地发达地区,这是“孔雀东南飞”现象一直难以遏制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高校虽然通过发放课时津贴、课题津贴的办法使教师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仍然与人力资本市场定价机制所决定的收入水平相差甚远。再者,目前许多高校的收入分配制度只体现了短期激励作用,如何进行长期激励仍然缺乏一套成熟可行的制度和办法。这显然不利于高校的持续发展。
高校尤其是西部高校需要什么样的激励机制留住“孔雀”?首先,激励强度要大。高校本身就是人力资本集聚的地方,所以其激励制度的设计应跳出传统收入分配的模式,使教师的收入水平至少不低于社会平均收入。另外,收入的分配应根据教师个人的能力和业绩,经考核后确定。
其次,要与学校本身的发展相联系。连续扩招使各高校的规模在急剧扩大,但师资队伍却很难同步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工作量必然加大,在法定工资受国家控制很难同步提高的制度约束下,各高校就必须寻求在工资制度以外适合高校发展需要的激励制度。
第三,注意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的结合。高校肩负着国民教育的责任,这要求高校本身的建设与发展适应社会发展建设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讲,高校作为培养专门人才的重要场所,应先于企业而发展,为社会源源不断地提供适用人才。因此教师队伍的建设和稳定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要保持教师队伍的稳定,这其中,激励制度的作用最为明显,且应长短期激励结合,方能达到预期目的。
第四,合理界定受益对象。高校引入激励机制应有别于企业,其主要受益对象不是高级管理层,而是对高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专家、学者,同时也应考虑在学校改革发展中作出重要贡献的管理人员。只有将一批有价值的专家学者和有培养前途的中青年教师稳定在高校,才能使学校具备在日益激烈的高校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条件。因此,在界定受益对象时,必须充分认识到稳定人才、引进人才的重要性,为高校的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
另外,将激励约束机制全面引入收入分配制度中,以教学质量为核心对教师进行业绩考核,实行动态管理,并将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相结合,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教学科研积极性,真正提高教学质量,使高校的教育职能得到全面发挥,特别是西部地区,更有必要发挥制度优势,实行强有力的激励制度,以弥补经济落后、信息闭塞所带来的环境劣势,吸引、留住和多出人才。新疆财经学院引入期权制是根据本院情况对收入分配改革的一种尝试,我们期待着尝试的成功。西部地区高校如何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强化对优秀和拔尖人才的激励机制,让孔雀不再频频东南飞,还需要各高校因地制宜地进行探索。
【新闻回放】
2001年一种被称为“津贴期权制”的新的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在新疆财经学院开始实施。期权属延期分配,新疆财经学院按受益者工资津贴的10%给予记账,5年后开始兑现,到第6年开始按一定比例给予分配,到退休时可全额领取。根据这一规定,要想受益的高级人才必须要在新疆财经学院工作5年以上,工作的时间越长,获期权分配就越高。学院的期权分配分三个等级,最高为每年3.5万元,最低为一年1.5万元。对享受期权分配的人来说,如果在这期间调出学院将不享受期权分配。新疆财经学院实行“期权制”两年多来,人才队伍逐步趋于稳定,人才流失状况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延期分配】
在知识经济时期,竞争更加激烈,风险和机遇并存,人们的职业生涯设计和收入心理也随即发生了变化,其目标包括了两个重心,即当前收入最大化与未来风险最小化。薪酬包括当期分配和延期分配。当期分配即年内支付的工资、资金和红利,旨在补偿已经付出的劳动;延期分配则通过社会保险计划、员工福利计划和股权期权计划进行支付,旨在补偿风险损失。将延期分配引进高校教师薪酬计划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也是由教师劳动特点所决定的。高校教师薪酬制度中的延期支付制度主要功能有两个:建立长期激励机制,即“金手铐”;建立社会风险分担机制,即教师福利和保障计划。
【链接】不同激励制度比较
期权制
是一种长期激励制度,其基本原理是设定一笔收入,该收入必须与公司的业绩挂钩,激励对象有权在未来一定时期分批取得这笔收入。典型的期权制是指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有权在规定的行权期内按市场价分批出售低价获得的公司股票以换取现金收入。由于公司股票的价格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成正比,所以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欲想获得丰厚报酬,就必须持续性关心公司经营。我国目前实行的期权制都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改变,如在年薪制或分享制的基础上引进期权原理,规定其所得年度收入不得一次性提取,以此强化对经营层的长期激励。
工资制
这是最传统也是最基本的收入分配制度,它主要是根据学历、岗位、职务、工龄等非业绩因素确定相应的工资级别,工资水平的升降与个人努力程度基本不成正比,从财务角度讲,工资属于成本范畴,与业绩无关,在收入水平日益提高的前提下,工资已逐步演变为谋生手段,其激励作用越来越差。
提成制
这是在工资制基础上演化的一种激励制度,其特点是确定一个基本工资水平,剩余部分根据业绩按预先确定的比例提成。这种制度将收入与业绩挂钩,激励强度要高于纯粹的工资制度,但它不具备普遍适用性,只适合对于业绩能准确界定的特殊人员的激励。
津贴制
实际执行中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参照工资制的标准和条件,在规定的工资之外,按学历、岗位、职务等非业绩标准额外给予补贴,它和业绩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属于工资制的变异,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收入水平,但在激励程度上仍然类似于工资制。另一种津贴制是根据个人业绩考核后发放,拉开收入档次和差距,其激励的作用较为明显,当津贴的数量超过个人原定工资水平时,这种激励作用会更大,但一般实行总量控制,不和公司业绩挂钩。
年薪制
一般是针对高级管理人员设计的一种激励制度,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基本薪资,按月发放;一是业绩收入,即根据预先规定的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确定年度收入,由此将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利益与公司的发展结合起来,这种制度的激励作用要大于工资制和津贴制,但激励对象受到限制,且总量也并非随利润同步增减。
分享制
这是一种直接参与公司利润分配的激励制度,可以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实股制,即给予激励对象一定份额的股份,使其成为公司的股东,从而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二是虚股制,既只享有理论意义上的股份,但并不真正拥有,除分红外,其他权力受到限制。该制度将个人利益与公司整体利益挂钩,且总量不封顶,随公司经营成本同增同减。
【论衡】建立个性化薪酬制度 曾湘泉 赵立军
伴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经过历次全国性的工资改革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高等学校在工资决策领域中的自主决定权逐步增大。同时,部分高等学校正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各自特点的薪酬制度。薪酬制度的个性化或差异化特征开始得到人们认可。
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形成和发展,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高等学校的工资制度不断调整,以应对高等学校发展、变革过程中不断出现的人力资源问题。发展实践表明,困扰人们的似乎仍然是那些传统的问题,工资水平确定脱离市场,缺乏竞争观念,各类人员的薪酬水平背离劳动力市场的价位。核心职位、关键职位上的优秀人才的薪酬水平远远低于市场薪酬水平,而一般职位的薪酬水平则远远高于市场薪酬水平。外部市场薪酬水平差距在组织内部最小化导致的平均主义严重,加剧了高级人才的流失和一般员工在组织中的滞留。
改革高校工资管理体制,建立有利于实施“人才强校”战略的薪酬制度
高等学校作为雇佣关系中的雇佣方,应该是高等学校薪酬制度的主体之一。不同的高等学校应有权自主制定各自的薪酬制度,整合国家财政拨款的制度内工资和来自创收的制度外收入,根据不同的报酬要素,制定支持其战略目标实现,与其内外部环境、发展阶段、组织文化高度适应的薪酬制度。
高等学校薪酬制度变革的成功与否,还取决于高等学校人事制度配套改革的成功与否。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应重点关注、指导高等学校法人治理结构建设;重点关注、指导高等学校人员配置模式的多样化,如非升即走制度、终生教师制度、正式和非正式的聘任制度等,重点关注、指导高等学校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完善;重点关注、指导高等学校发展战略、人力资源战略、薪酬战略的制定。
倡导建立绩效导向、能力导向和市场化的激励机制
绩效导向的薪酬制度重在依据员工的工作绩效确定薪酬水平,通过薪酬与业绩挂钩力图影响员工的未来工作行为和引导员工关注绩效的改进。它的核心在于对薪酬观念的转变,即薪酬不再是员工的一种权力,而是必须随着个人、团队绩效的变动而变动。无论是实行以职位为基础的薪酬制度,还是市场化薪酬制度,抑或是基于知识、技能或能力的薪酬制度,均应引入可变薪酬,并提高可变薪酬的比重,加强绩效考核与组织薪酬战略的联系。通过薪酬体现、承认员工绩效和对组织的贡献,加大对关键人才、骨干员工的激励力度。只有建立一个基于能力和工作绩效为导向的激励制度,才可能真正形成强大的工作“发动机”,推动高等学校整体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在竞争日趋激烈和外部环境日益不确定性的今天,灵活性、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成为构筑高等学校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而员工的灵活性、所拥有技能、知识和能力的广度与深度,无疑将对高等学校的灵活性和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的提高提供持续的动力。鼓励员工掌握、获得更多知识、技能或能力的基于知识、技能、能力的薪酬制度也将流行于高等学校。
应该把对薪酬制度的外部竞争力关注放到与关注薪酬制度内部一致性同等重要的位置。在薪酬制度设计中,应强化对外部劳动力市场竞争要素,参照市场薪酬水平确定组织的薪酬政策水平,走市场化的薪酬制度设计之路。
突出高校薪酬制度的战略导向和弹性化、个性化设计,强化绩效管理体系
薪酬制度应突显其战略支持角色,使薪酬从过去平均主义的简单支付转变为与环境、组织的战略目标相适应,通过吸纳、维系和激励优秀人才以赢得并保持组织竞争优势为目标。
薪酬制度要适应本组织的战略环境,即适应不同的组织战略。薪酬体系应随着组织战略、外部环境和组织内部适应能力的变化而调整。同时,源于每个组织所拥有的资源及其资源所能产生的服务之间的差异性产生的每个组织的独特性,使得没有可以通用于任何情形的雇员薪酬方案。
世上不存在始终有效的薪酬制度。不论采用哪种方案,它应随着组织战略、外部环境和组织内部适应能力的变化而调整。它都需要适应组织在急速发展着的环境的不断改变着组织的薪酬制度。此外,一种薪酬制度不能被用于所有的雇员群体。(《中国教育报》2004年3月26日第6版)
展望2004年高等教育走势(下)
王 燕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尧学:“质量工程”将怎样推进
通过近几年的扩招,高等学校本科生数量与1998年相比翻了10倍,而师资与教学条件依然比较紧缺。如何在资源较少、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本科教育的质量?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尧学。
问:“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启动以后,在评选教学名师、建设精品课程、开展教学评估、推进英语教学改革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今年“质量工程”将怎样推进?
答:质量问题是一个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问题,特别是要根据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要不断地把我们的人才培养和社会的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质量工程”在教育部党组的领导下已经启动了一年,做了很多很有成效的工作,今年还要继续推进。
首先要大力推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这是一件关系到我们国家真正成为一个国际强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事。培养大学生的英语实用能力应以听、说能力为重点,全面改变过去以读、写、译为重点、兼顾听说的教学指导思想。同时在教学模式上要进行全面改革,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师不到6万人,而大学生有2000万,师生比已经非常高。如果使用传统模式进行授课,一是师资不足,二是传统模式本身就存在缺陷,所以我们一定要采用新的方法也就是信息技术来改变我们的英语教学。去年我们改变了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和教学要求,同时也开发出了基于计算机的英语教学软件和新的教材。目前我们已经启动了180所大学进行英语教学的试点,旨在真正通过计算机教学使大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全面提高。今年我们要继续完善英语的听说软件,编写未完成的读写译新教材,并对四、六级英语考试进行全面改革。
其次要推进精品课程的建设。去年已经评出了150门左右精品课程,今年还要再评出300门左右。大学生的质量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在课堂上和在实践活动中,精品课程既包括课堂的教学也包括实验课程和实习基地的建设,同时把精品课程利用网络全国共享,最后达到全世界共享。这些课程要求由知名教授进行讲授,使学生享受到最好的老师和最好的课程。
与此同时,开展5年一轮的高等学校本科和高职院校教学全面评估工作。组建和成立教学评估专家委员会,修订和完善评估指标,培训评估专家,建立健全相关组织机构。特别是要结合已采集公布的各高校状态数据,通过评估的方式检查对2001年教高4号文件要求的执行落实情况。4号文件发布之后很多学校都执行得很不错,对推动人才培养和本科教学工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还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对4号文件提出的连续两年未讲授本科生课程的55周岁以下的教授,今年检查后,要坚决取消教授职称。同时要首次公布与4号文件有关的各个高校教学工作的基本状态部分数据。我们已经采集了去年的基本状态,今年公布10项,比如说对教学的投入、多媒体教学的情况、双语教学的情况以及精品课程建设的情况等,通过公布这些数据来指导我们的教学工作,同时也加大社会对高校办学质量的监督力度。
另外,教育部将对当前比较热的独立二级学院和廊坊东方大学城所举办的本科教学活动进行抽查性的评估和检查,以保证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和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使学生的学习能得到保障。
问: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加强分类指导,帮助学校做好准确定位。在这方面高教司有哪些具体的考虑?
答:第一,人才培养方面要结合各科内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请专家帮助我们制定和完善不同类型、层次的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系。比如说研究型大学、专业的人才该培训的课程、实验、毕业设计该怎样加强、教学型大学的课程深度、不同的专业相对于不同类型的学校该进行的课程以及课程深度。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要求的学校应有不同的选择,要尽早把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要求的学校的标准制定出来,加强分类指导,促进专业结构调整,达到人才学以致用,根据需要培养人才的目的。
第二,加强高等学校实验室特别是基础课实验室的建设,以帮助学生提高创新创业能力。特别是工科工程教育,有很多动手、协作、团队的课程培养是通过项目来实现的,所以实验室尤为重要。实验室建设要提供相应的硬件条件,为学生提供做实验的平台和场所,并且要改变实验模式,过去的实验比较强调研制性实验,今后要向综合性实验、创新性实验的方向发展。由学生或是指导教师自己拟课题,可以自由结组、自由选题。由此引发的设备使用问题可以采取租借式。加大学生的自主性,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特别要做好鼓励和表彰学生进行实验的工作。在继续做好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数学建模竞赛的基础上,研究和推进机械设计大赛、软件设计大赛、数控机床人才大赛等,通过比赛和创新性实验推动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科技活动与实践教学的结合,达到与生产和社会实践、和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的目的。
第三,要做好双语教学的工作,要求使用英语教学的课程达到5%,交流经验组织推广,充分发挥优秀教师双语教学的示范作用,从英语能力、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几个方面综合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交流表达能力。
问:高等教育信息化,是一种工具也是发展方向。教育部将如何利用信息化手段帮助学生学习知识、培养能力?
答:利用信息化手段主要体现在多媒体课件、校园网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如图书馆系统、资源共享系统、网络系统等方面。
教育部将利用精品课程鼓励教师多做多媒体课件;抓好全国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如CALIS、CADAL全国数字图书馆及其辅助系统,使得我们可以在任何一所大学里面查到全国的图书馆中有哪些好的图书和资料;我们还启动了“全国高校仪器设备和优质资源共享系统”的建设,使贵重设备都可以通过网络共享。
此外,我们将利用校园网给散落在工厂、企业、农村等校外的学生实施网络教育。这种教育定位为在职教育即成人教育。目前我们已经有了包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在内的68所高校在进行网络教育,全国参加网络教育的学生已经超过200万人,占在校生的十分之一以上,是低成本高效率的教育方式。在扩展的同时要规范校外学习点的管理,如招生、考试等。今年准备实行网络教育的基础课统考,试点考试科目为英语和计算机基础,以后要扩展到四门,即添加数学和语文。对于在2004年以后进入网络教学的学生我们要求在招生简章上注明“不通过国家考试拿不到学历学位证书”。今年要抓好网络教育基础课统考的试点和准备工作,同时也要建设好网络教育的公共服务体系即教育超市。它也为非学历学位教育服务,是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设施,就像教育网吧,为公众提供进行网上学习的场所,我们可以在这个教育体系上享受不同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我们还将推进“一村一民大学生计划”,把高等教育送到农村,为农村当地有能力有条件上大学的高中生通过网络公共服务体系、通过电视大学传输教育资源提供一个上大学的机会。通过“天网”、“地网”的教育网络发展终身教育学习系统。
问:高职高专的学制改革大家比较关心,据说教育部正在酝酿几年之内所有的高职院校全面实行两年制?
答:的确如此。教育部积极推进高职高专教育学制向两年制转移,争取在3年内所有的高职院校全面实行两年制。今年首先在中央电大,各新批准的高职院校以及教育部试点项目实行两年制。为了配合两年制,我们将全面改革高职的教材建设和课程设置。
高职高专教育要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产学结合。今年教育部将实施紧缺人才培养工程,年内全国要逐步启动建设200个试训基地,实现5年内培养30-50万高职数控高级技能人才的目标。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牟阳春:深化改革 积极稳妥发展高等教育
2003年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持续健康的发展。据初步统计,预计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达700万人左右,在校生规模达1900多万人。同时,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新的一年,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为此,记者采访了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牟阳春。
问:2003年我国高等教育招生和在校生规模保持稳健增长,使更多的人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2004年,这一态势是否会延续下去?
答:2004年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要贯彻“巩固、深化、提高、发展”的八字方针,继续深化改革,调整优化结构,加快改善条件,狠抓规范管理,努力提高质量,促进持续发展。在年度招生计划安排上,着重坚持和落实“四个挂钩”和“三个倾斜”。“四个挂钩”即坚持高校规模发展与各项改革推进、办学经费投入增长、师资和办学条件改善以及毕业生就业状况相挂钩,对招生规模增长较快,而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缓慢、办学经费投入不足、师资和办学条件紧张以及毕业生就业压力较大的地方和高校,将严格招生规模增长速度。“三个倾斜”则是普通本专科年度招生计划增量的安排重点向本科教育倾斜,向地方高校倾斜,向民办高校倾斜。
按照上述精神,2004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拟安排750万人左右,比2003年实际招生增长约7%。其中:研究生招生33万人,增加约5万人;普通本、高职(专科)招生400万人左右,增加30万人;成人本专科招生220万人左右,与去年持平。
问:在适度扩大规模的同时,高等教育协调、健康地发展离不开有效的管理体制。2004年,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方面有什么新举措?
答:2003年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本着“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确保质量,坚持标准,分期审批,稳妥操作”的原则,全年共审批合并学校20所。由地方审批、教育部备案的新设置高等职业学校187所,同时,在西部地区增设了18所本科学校和10所专科学校。目前,全国高等学校共计2111所,其中普通高校1553所,成人高校558所。在普通高校中,部属学校111所,地方学校1442所;本科学校644所,专科学校909所。在成人高校中,部属学校19所,地方学校539所。通过高校设置进一步调整了学校的层次、科类和布局结构,扩大了高等教育资源、促进了高等教育发展。
2004年,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将深入研究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着重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通过深化办学体制改革,拓宽办学渠道,增加新的教育资源。年内将进一步增加高等学校的数量,包括增加一批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培养新的教育增长点。
二是要进一步调整各类高等教育之间和各类高等教育内部的比例结构,使各类高等教育之间协调发展。要进一步减少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进一步规范、调整现有普通高等专科学校,适度发展高等职业学校,进一步增加本科学校的数量。
三是要继续按照“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方针调整高等学校的布局结构,使其在服务面向、层次类型、学科分布等方面更加合理。在建设好一批综合性和多科性大学的同时,促进多功能社区性职业技术学院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市兴办以职业技术学院为主体的高等教育。
问:高校后勤设施不足曾经是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目前,我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进展情况如何?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答:2003年全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继续深入发展,高校后勤服务设施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据初步统计,1999年至2003年,5年间全国新建大学生公寓5400万平方米,新建学生食堂740万平方米,约为1999年前50年建设总量的两倍,成功实现了规划目标,有力地支撑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同时,新型高校后勤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全国各高校后勤服务系统已普遍实现了与学校行政系统的分离,并成立了模拟企业运行的后勤服务实体,后勤运行效率明显提高。(中国教育科研网http://www.edu.cn/20040220/3099396_1.shtml)
关于何种原因引起大学生心理障碍的调查报告
2003年9月27日,中国教育网(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展开了关于何种原因引起大学生心理障碍的调查,截至04年2月13日,共有1786名热心用户参与了调查投票。
调查结果表明,34.94%的读者认为引起大学生心理障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应试教育导致家长学校的过度保护,学生缺乏应对困难及心理承受力等锻炼。同时,有31.12%的读者认为学习与生活、就业的压力也是引起大学生心理障碍的一个主要原因,认为大学生人际关系处理不当、属于敏感群体,容易产生心理问题、难以排除的情感危机等为主要原因的分别占投票总数的12.5%、9.78%及7.47%。
以下为部分网友留言:
earl:我认为‘应试教育导致家长学校的过渡保护,缺乏应对困难及心理承受力等锻炼’和‘学习与生活、就业的压力’是引起大学生心理障碍的主要原因。当代的教育制度迫使我们的家长让我们从小就走着一条重点之路,即小学要市重点中学要省重点大学要国家重点。除了学习以外的事家长一手包办导致许多的学生心理发育不健全,虽大学生心智还停留在小学水平。当大学生面向社会的时候便有了许多的不适应和不顺心,而他们又缺乏良好的心理素质,这便有了大学生轻生的一幕了。
benmartin:影响大学生心理的因素有很多,情况也比较复杂.本人认为下面一些因素是比较消极的:
1.独生子女的家长过度爱护孩子.
2.学生的大学生活的目标不明确.
3.社会舆论的过度注视.
4.人事制度与学历之间关系混淆不清.
而下面一些因素可能带来消极影响,也可能带来积极影响:
1.学生学费的经济来源
2.高校扩招带来的就业竞争
3.教师重研究轻教学
4.应试教育制度
5.大学恋爱
6.奖学金
影响比较积极的因素:
1.较丰富的生活经验
2.学校有较好的人文环境
3.朋友和老师的支持与帮助
祝卫国:人际关系处理不当当属主要原因,因为大多数有心理障碍的孩子属于内向型,他们善言谈、不善交流、不善表露自己的情感、不愿意到公共场所,与人、与同学、与老师交往,自卑感点据了心灵的大半个空间,造成的心理压力之大是其他人所难以想象的。
廖艳春:我认为,大学生的心理障碍不是在大学时来治疗的,其实心理素质教育是人一生中都要学习的,这不仅是社会问题,而且是每个家庭的问题,我忠心的希望每个家庭能把素质教育从娃娃教起,我认为国家需要的不仅是只有知识的人,更需要全面发展的人才。(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http://www.edu.cn/20040213/3098953.shtml)
说干部的“政治前途”
郭庆晨
在一起腐败案件中,受贿者说:我受贿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某些干部的“政治前途”;行贿者则说:正是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前途”,我才给领导送钱的。一时间,“政治前途”成了部分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收礼受贿、买官卖官的成因和动力。
不言而喻,这些人所说的“政治前途”,就是当官,而且官当得越大、升得越快,“政治前途”就越光明。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看来,当了官就能管钱管物管人,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物质上的富足与精神上的荣耀。于是,收礼受贿、卖官鬻爵,成为“政治前途”的重要内容和谋取“政治前途”的重要手段。
如此看待领导干部的政治前途危害无穷。它严重践踏党的宗旨,背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损害共产党人的形象。以此支配工作,势必“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满天飞,为日后的飞黄腾达铺路架桥;以此渴望晋升,势必造就拍马行贿、阿谀奉承、投机钻营之徒。这种人错把一己之私利当作“锦绣前程”,把党和人民赋予的官职和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所谓的“政治前途”,分明就是腐败,实际上也是断送党和人民的政治前途。
人们对政治前途的看法,构成一定的政治前途观。把领导干部的政治前途与个人私利联系起来,说到底,是一种极其腐朽的官本位观念,我们姑且称之为官本位的政治前途观。
这种政治前途观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从本质上说,这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这种观念,有种种复杂的原因。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主义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影响长期存在,总会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升官发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陈腐观念仍有市场。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观念也会乘虚而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必然会俘虏那些意志薄弱者。
在我们看来,领导干部个人的政治前途,从根本上取决于党的政治前途。我们党的政治前途是什么?就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与此相联系,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前途,就是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离开了为人民谋利益,党员干部的政治前途就无从谈起。如果执意离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去追求个人的所谓“前途”,等待他的必然是泥淖或深渊。
要摈弃官本位的政治前途观,就要树立正确的政治前途观。而树立正确的政治前途观,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如果领导干部不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不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问题,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政治前途观。
决定一个干部有没有政治前途,以及政治前途的大小,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看他是否确立并实践了正确的政治前途观。具体说,就是要看他为人民办了多少好事实事,做了多少正确的决策。说到底,一位领导干部的政治前途如何,当多大的官不是标志,而是看他能否为老百姓多办实事、多办好事。因此,领导干部应以群众的前途为自己的前途,以群众的利益为自身的利益。如果为官一任,对老百姓未建尺寸之功,甚至还祸害了百姓,即使官当得再大,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求是》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