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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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有大楼大师，更要有大爱…………………杨福家
普林斯顿大学靠什么成功……………………………吴伟农 毛磊
经济学家分析中国经济五大难题…………………………吴凡
官场三大“定律”的经济学解释……………………王东京
关于在西部地区建立教师特殊津贴制度的思考与建议…………赵世超 司晓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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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张培营 强建周 责任编辑：尹 斌 2002年9月10日


中科院院士、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校监）杨福家阐述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有大楼大师，更要有大爱

　　　　中科院院士、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校监）的杨福家，日前专程回国参加2002年中国科学协会学术年会，他以“不仅要有大楼、大师。更要有大爱”为题，阐述了他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看法。
　　　　杨福家说，今年5月19日，我在美国康州大学，见到了杰出的华裔科学家、康州大学克隆牛小组的领导者杨向中。他从一头13岁老牛（相当于80岁的人）的耳朵上取了个细胞，克隆出一头叫艾米的小牛，并证明这是一头年轻的牛，不会很快衰老。世界主要的媒体对此作了大量报道，但很少有人知道，当初他想离开康州大学的时候，正是康州大学给予他的关爱，使他留了下来，并最终做出了巨大的成绩。
　　　　杨福家说，康州大学并不是美国最好的大学，当时也没有克隆中心，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都来抢杨向中。可杨向中见到杨福家的时候却说，现在谁来找我，我都不会走的，并讲了这样一段经历：
　　　　杨向中在康州大学进行克隆实验的阶段，缺少5方面的人才——遗传分子学、生殖学、干细胞、器官移植和分裂过程中的基因表达，这些都是康州大学的空白。杨向中认为自己无法再研究下去了，想走。康州大学校长挽留他，问他有什么要求。杨向中说，我希望在世界范围招聘5个教授，建立一个真正的中心。这句话意味着校方要拿出800万美圆：5个教授年薪共100万美圆，研究费用200万美圆，建立实验室500万美圆。校长回答他，我一天后给你答复。这时的杨向中还没有什么名气，但过了24小时，校长回答他，你要的这些我都给你，你还需要什么，我给你配套。杨向中后来的成绩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来的。
　　杨福家同时举了个美国普林斯顿的例子。去年，这所大学在美国排名第二（第一是哈佛），电影《美丽心灵》使普林斯顿大学和纳什都成了公众关注的对象。
　　　　杨福家说，纳什在1950年的时候，就以他的博士论文开创了世界一个新的领域。纳什的精神出了毛病后，普林斯顿的宽容使他在这个环境生活了30年，同事们给予他巨大的爱护。很多人对诺贝尔委员会讲，你们不能因为他有病就不给他诺贝尔奖。后来纳什身体恢复了，1994年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普林斯顿不仅培育了纳什，还培育了破解费马定理的艾尼洛·瓦尔。我们都学过X2+Y2=Z2。360多年前，费马提出：这个公式的3次方不成立？4次方不成立？5次方呢……费马讲，不成立，我可以证明。可是后来人们要找他的证明怎么也找不到。有些大师想自己证明，却怎么也证明不出来，这成为数学史上的一大难题。1963年，10岁的艾尼洛·瓦尔从老师那儿得知费马难题，对此着了迷，到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立志搞数学。1985年，他当上普林斯顿大学教授，9年中没有任何文章问世。普林斯顿大学妙就妙在允许他9年不出一篇文章，让他精心攻克世界上最大的难题。9年后，他成功了。1993年6月23日，他回到故乡剑桥大学，向几百位世界一流的数学家宣布，这个定理我解出来了。
　　　　杨福家说，要有原创性的东西，没有十年八年是出不来的。多利羊的诞生，也是诺丁汉的科研人员辛勤奋斗、花了10年时间才成功的。什么是大爱？让人们拥有安心工作的环境，这就是大爱；营造一个以人为本的氛围，这就是大爱。
　　　　杨福家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说，教育的两个特点之一是“神圣的好奇”。他认为优秀的教育、一流的大学应把启发学生的好奇心作为重要任务，这就是原始创新的直接动力。他曾在600个中学教师的面前问过，你们谁知道X2+Y2=Z2的定理？都知道；谁知道费马定理，11个人举手；有谁在讲前面的定理时告诉学生还有一个费马定理？一个人没有。杨福家问，如果当初艾尼洛·瓦尔没有教师的开导，他能对数学着迷并最终解出费马定理吗？如果老师要他一定要考100分，考重点学校，学到晚上十一二点钟，他还能够有兴趣创造吗？
　　　　杨福家对中国目前还在实行的一卷定终身的开始升学制度提出建议，不妨参考美国的考试制，即学生在一学期中有7次考试机会，最好的一次作为升学的凭证，这样学生就不会对一次考试产生如此大的压力。这个建议立刻在听讲者中产生共鸣，引来一片掌声。从掌声的年龄看，他们早已不是学生了，而是不同年龄学生的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杨福家再次重申了他对大学不要设那么多细致专业的看法，认为大学生课程应参考国外一些成功的经验，即以广泛性和基础性为主，选择专业应该是学生读研究生时的事情。让学生在好奇心中成长，在付出艰苦的努力之后，是原始创新的先决条件。


普林斯顿大学靠什么成功
新华社记者 吴伟农 毛磊

　　　　世界一流大学并没有统一的办学模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就颇具特色。这所号称有250多年历史的名校，至今没有自己的法学院、医学院和商学院，但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2002年美国大学综合排行榜上，蕾林斯顿却超过哈佛和耶鲁，位居第一。
　　　　普林斯顿大学垃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镇，这座以大学为主体的小镇四周是—片片乡村田园，远没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波土顿繁华热闹，但这里却是不少美国忧秀学生梦寐以求的求学之所。普林斯顿靠什么成功呢？大学新闻办公室主任马里琳·马科斯最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大学新闻办公室主任玛里墩·马科斯最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总结了学校的两条办学经验：重视本科生培养和坚持小而精的风格。
　　　　马科斯女士说，对本科教育的重视，首先体现在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比例上，普林斯顿目前在校本科生约4500名，硕土和博士研究生约1800名。与美国其他名牌大学相比，研究生比例较小，客观上能够将资源更多地用在本科生身上。
　　　　其次，普林斯顿大学明确规定，所有教师都必须承担本科生教学汪务。例如，该校教授、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是新生一入学就能接触到的人物。接受专业领域名人授课的机会，不仅会对学生的学习生活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还可能使他们受益终身。
　　　　普林斯顿大学还注重完善本科生的知识结构，使他们能充分从学校出类拔萃的文理等各门学科教学中汲取营养。学校规定，所有的文科类本科生必须兼修至少两门科学和工程类课程，而理工科学生也需要接受相应的文科教育。
　　　　此外，普林斯顿大学本科生参与科研的气氛也非常浓厚，很多本科生论文涉及的研究课题在美国其他高校要到研究生阶段才能开展。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师也有意识地吸收本科生参与正式科研计划，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其他高校通常仅限研究生使用的尖端设备。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人员近年来在《科学》、《自然》等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有些第一作者就是本科生。
　　　　高质量的本科教育和鼓励本科生及早参与系统研究的做法，造就了普林斯顿的本科毕业生“后劲足”的优势。除重视本科教育外，普林斯顿的另一大特点是坚持自身优势——基础研究，不贪大求全。二战后一度被称为世界“数学之都”的普林斯顿大学，迄今仍保持着这一名望。其物理学研究也处于一流水平。这两大基础学科的优势也渗透到其他院系，例如，在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领域，一些普林斯顿的研究人员就凭借扎实的数学功底开展理论生物学研究，形成了自己的专业特色。
　　　　在院系及专业设置方面，普林斯顿同样把重点放在基础研究上，求精不求全。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工程学院的规模比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同类学院就小很多，其心理学专业相对其他一些学校来说方向也更集中，侧重点同样是基础理论研究。普林斯顿没有医学院的原因也在于此：医学院必须与临床应用结合，而运作一个庞大的医学院和临床医院系统需要大量人力和资本，因此普林斯顿坚持不设医学院。
　　　　坚持传统优势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普林斯顿大学新闻办公室的贾斯廷·哈蒙先生说，普林斯顿在发挥传统优势的同时，也注重紧跟新科技发展潮流。近年来，随着，基因组草图的绘制成功，基因组研究已成为科研领域的一个新热点，学校正在积极筹建新的基因组学中心，井打算由普林斯顿现任校长、分子生物学家蒂尔曼亲自担任主任。
　　　　根据自身的特点积极调整、与时俱进惧，而不是一味追求规模、盲目跟风，这就是普林斯顿大学在强校林立的美国处于不败之地的秘诀。


经济学家分析中国经济五大难题
吴凡

　　　　《改革内参》第14期发表吴凡《中国经济五大难题金融业首当冲》一文，介绍今年6月，朱总理在经济工作座谈会上邀请部分经济学家就金融、财税、就业、“三农”等当前中国经济难题进行分析。
　　金融问题最突出的是国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指出：目前有四大问题制约着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一是不良资产比例仍然比较高，到2001年底还有25.4%。二是银行的利润少，有的银行还存在亏损。三是资本金不足、综合实力差。国有商业银行的人均指标，包括人均资产、人均利润只相当于国外银行的1/5或1/6。四是内部管理薄弱，产生的案件比较多，贪污腐败、卷款潜逃情况时有发生，损失较大。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不到位。关于银行改革，有关方面提出要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进程，并做到最终上市。但是关于如何上市，却有着诸多不同的看法。经济学家吴敬琏建议，中国政府提出的商业化经营、公司化和上市三步的策略应予以改进，即把第一和第二个步骤合并进行；对第三步，应当选择整体改制的方式，而摒弃分拆上市的办法。
　　　　当然，中国金融不仅仅是国有银行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快整个金融改革的进程。在这方面，民间金融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民间金融重点当然是中小金融机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认为，中小金融机构应当发挥重要作用，而不是像目前那样仅仅作为大型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中的补充角色，中小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小银行。

　　尴尬的证券市场
　　　　中国已经建立10年的证券市场，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股票市场，由于一开始就肩负着为国有企业脱困的重任，因而累积了许多问题。国有股减持虽然已经停止，但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治理问题将要不断进行下去。其中，最根本的是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上市公司治理存在六大弊端：一是股权结构不合理；二是“授权投资人”制度；三是“多级法人制”；四是董事会、监事会存在缺陷；五是董事会与执行层之间关系不顺；六是公司执行机构有弊端。经济学家樊纲认为，中国股市的问题不仅在股市上，还涉及到政府职能转化、国有企业改革、法治建设、工业化进程等等。

　　失业问题关乎稳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指出：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等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国在新世纪10年中最为严峻的发展挑战。一是传统正规部门(如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和局部地区(如东北地区)出现转轨经济国家突发性“转轨失业”，即失业率突然上升，新贫困人口迅速增加；二是城镇劳动力市场已经具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高失业率特征；三是在农村地区具有众多发展中国家严重就业不足的过高比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所不同的是长期以来限制和歧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发达地区转移；最后，无论是城镇实际失业人数(相当于欧盟失业人数总数)，还是农村就业不足人数，其规模大，且在迅速上升。胡鞍钢认为，至少在短期、中期之内，中国城镇可能处在一个较高的失业水平，就业与失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2l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因此，今后中国应通过加速发展服务业实现扩大就业，一方面是加快开放各类服务业市场，通过市场发展扩大就业，另一方面，所有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的后勤服务向社会公开招标，实行社会化、市场化，加快与所属单位脱钩，以大幅度地创造就业机会。

　　财政有危机
　　　　经济学家吴树青表示，赤字规模是不是合适，首先决定于它是否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如果财政没有赤字、经济不发展，财政收入也上不去，看起来财政收支平衡非常好，但并不意味着经济状况很好，也不意味着财政基础很好。由于中国通货紧缩的阴影挥之不去，因此，中国经济增长还必须由政府开动这驾马车来拉。但许多经济学家仍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洛林早就指出，中国继续实行扩张型财政政策的余地比1998年时要小一些，光靠发国债刺激经济，长远来说不是一个办法，而且用财政的办法来扩大投资，它的效益总体来说是递减的，而且容易产生腐败。对于解决中国积极财政政策“一手硬”的问题，有关专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吴敬琏指出，在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时，应从以增加财政投资为重点转向以推进税费改革为重点。他说，减税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之一，不要认为减税会使财政收入减少，减税可能使财政收入短期减少，但税制理顺了，民间投资增加了，企业的活力激发出来，税基也就扩大了，最后税收总量还是会增加的。

　　农业问题最头痛
　　　　农村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在市场，但也是最令人头痛的市场。因此，在加入WTO后，中国农村要在外国农产品的冲击下实现第二次飞跃是摆在政府面前的迫切任务，而增加农民收入则是重中之重。吴树青呼吁国家对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等地减免农业税。他认为此项措施将为农民减负200多亿元；对农村教师工资等原来由农民负担的部分，最好也由中央财政予以保证，财政要作出点“牺牲”。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马晓河认为，充分利用WTO农业协议不仅仅是中国农业如何应对冲击和挑战的问题，而且应该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中来考虑。通过国家投资扶持农业发展，可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减少农村失业，拉动国内需求等。


官场三大“定律”的经济学解释
王东京

　　　　第一“定律”：地方越穷人们越想做官
　　　　地方越穷，想做官的人越多。北方经济不如南方发达，北方人就比南方人喜欢做官；内地经济赶不上沿海，内地人则比沿海人喜欢做官；中国经济落后于美国，中国人普遍比美国人喜欢做官。
　　　　近几年，不断有买官的事曝光，留意一下案发地点，差不多都在贫穷省份或贫穷地区。对此，经济学的解释是：一定局限条件下的经济人本性。经济学讲经济人，有两层含义：一，人是理性的；二，人是自私的。既然人是自私的，必定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既然人是理性的，就一定会寻求在局限条件下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办法。贫穷地区人们收入低，投资没本钱，做生意没市场，所以要改善自己，就得与政府拉上关系。
　　　　国有资产说起来是全民资产，但平头百姓却没有支配权。国有经济，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制经济，政府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官员支配。
　　　　有一次到美国访问，吃完饭后，我们要发票回国报销，餐厅老板大惑不解：你们不是自己吃饭吗，为什么要公家付费呢?显然外国人不懂中国国情。不仅吃饭如此，坐车也一样。老百姓出门，得自己掏钱挤公交车；一般干部，可以让单位派车；官大一点的，可以有专车。所以贫困地区千军万马往官道上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定律”：实权越大越难做大官
　　　　政治市场的选择，通常奉行的是多数通过规则。经济学讲多数，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即少数人中的多数与多数人中的多数。以选处长为例，倘是由三个局长(一正两副)决定，则“多数”是两人；若是由全机关人员选举，“多数”可能是几十、甚至上百人。局长选人与一般干部选人，大有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如果以局长们的选择作准，虽然也是多数通过，但结果却不一定是全局多数人的意志，所以民主在这里就失灵了。
　　　　正是这种少数人选人，使握有实权的年轻干部往往难做大官。假设某处长管着工程发包，那些比处长官大的，就可能写条子给他介绍工程队。处长手里一个工程，也许要收20个条子。处长只能权衡厉害，把工程包给某重要领导介绍的工程队。可是，处长讨好了一个领导，却得罪了19个上司。将来开会研究他的提拔时，一个人赞成，19个人反对，结果可想而知。

　　第三“定律”：“好好先生”升得快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好人”，在领导看来，缺点不明显；在群众眼里，印象也不坏，所以做起官来，平步青云。
　　　　其实，这样的“好人”，未必是一个好官。因为当官，本身就是—种责任。履行职责就得办事，办事就没有不得罪人的。只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才什么人也不得罪。
　　可问题是时下做官，要看民意。“民意”是一个复合概念，人上—百，心态各异。那些敢做事的好官，只要　　做事，保不准就会得罪什么人。若是搞起民主测评来，做事的就往往比不过那些不做事的。如有70％选民通过，就已是一个好官；相反，如果有了100％的选票，也许此人是一个“好人”，但作为一个官，就要大打折扣了。
　　　　经济学不反对你做“好人”，但发展经济，却需要的是好官。所以为了国家的强盛，事业的勃兴，最好不要让“好人”当官。
　　　　本文所论官场三大“定律”，是经济转轨时期的一种客观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惟一的办法，是深化改革。如取消公款消费，人们的官本位意识必能淡化；进一步完善民主机制，强化权力制衡与监督，有实权的年轻干部，也能当大官；而如果让多数人在多数人中送人，并贯彻民主集中的原则，不让碌碌无为的人做官，则党风政风，可以焕然一新矣!


关于在西部地区建立教师特殊津贴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赵世超 司晓宏

　　　　从全局的角度看，西部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进程。只有西部发展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增长，只有西部实现了现代化，我国才能谓之全面和真正实现了现代化。从教育的角度看，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攻坚部位在西部。只有西部教育发展了，才能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才能从根本上贯彻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然而，目前西部的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师资队伍建设面临许多困难。针对这一实际，我们建议国家应尽快在西部地区建立教师特殊津贴制度，即在现有国家工资的基础上，对西部的从教人员实行较大幅度的工资补贴。之所以提出此项建议，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思考。

　　　　一、西部地区教师队伍建设的严峻形势迫切需要国家出台这一政策
　　　　西部的教师队伍建设正面临严重困难。首先，骨干教师队伍不稳，其流失像水土流失一样严重。在西部，目前高校里的骨干教师纷纷“孔雀东南飞”，中小学骨干教师则普遍由农村或偏远山区向比较发达的城镇涌动。以陕西为例，1991—1996年该省28所高校流失的具有博士学历和副教授以上职称的骨干教师就达到914人，而同期调入的骨干教师仅有380人。地处西安的一所全国著名高等学府仅在1994年一年间就流失了260多名骨干教师。调出的教师大都下广东、闯上海、进北京，而调入的教师则普遍来自更为偏远的地区，人才流动的方向和趋势完全处于一种无序的逆向的状态，与教师资源合理配置的客观需求恰恰相反。在当前全国深化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教师聘任制（目前我国的教师聘任工作正在由封闭式聘任向打破区域界限的开放式聘任过渡)的背景下，西部师资将面临进一步流失的危险。其次教师供给和补充极为困难。在实行统招统分的计划体制时期，西部边、老、少、穷地区还能从应届毕业的师范生中得到适当的师资补充，而在实行了“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之后，这些地区的教师补给极为困难。以陕南陕北为例，20世纪80-90年代中期还能接收到相当数量的本科类师范生，而现在几乎完全接收不到。与此同时，②在西部相当多的贫困地区又存在着许多乡村初中和小学因为经费拮据而拒绝接收或聘用具有正规学历的中专和专科师范生当教师的现象，因为他们认为聘任此类人员当教师工资成本太高，乡级财政难以支付(据笔者对陕西省关中地区调查，聘任一名中师毕业生当教师，月工资成本仅为450元左右，而聘任一名代课教师月工资成本仅为150元左右)。这就导致一方面教师极为短缺，另一方面又有大量中师甚至专科师范生待业、失业以至转行的奇怪现象。再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水平提高缓慢。当东南沿海一带目前纷纷提出提高教师学历水平的时候，西部十省区还普遍未实现教师法规定的最低学历达标要求。以西部文化、教育较为发达的陕西为例，2000年教师的学历达标率为小学为95％、初中为78％、高中为59%（其中相当多的还是通过函授、夜大、电大等途径取得的学历）。据调查，截止1999年底，西北五省区89所普通高校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仅占3.5%，具有硕士学位的教师仅占26.7%。这种教师学历状况与东部发达省份存在着较大差距。与此同时，大量未受过正规训练的代课教师、乡请教师、临时教师源源不断地补充到西部中小学教师队伍当中。例如陕西省“八五”期间通过关、转、并、停等多项措施基本上消除了6.9万民办教师，然而在“九五”期间却又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了4万代课教师。⑤教师队伍素质低下，已成为制约西部教育事业发展和教育质量提高的首要的羁绊。
　　　　导致西部教师队伍建设出现如上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西部生存环境艰苦，工作条件差；二是教师工资过底。过去由于国家工资地方性级差调节，西部教师的工资收入较之其他地区要高，而现在则出现了倒置，如青海的工资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全国排第3位，到90年代则降到了第21位。根据教育部1998年对其原所属的34所高校教职工收入状况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分布在西部的高校与分布在北京、上海的高校，教职工收入差距极大。西部几所高校教职工的平均收入比北京的高校相差5515元，比上海的高校相差9975元，其中，教学人员的收入比北京的相差8082元，接近一倍；比上海的相差17196，约两倍。在生存环境差和工资收入低的双重挤压下，西部教师怎么能不向东南沿海一带趋之如骛呢？由此出发，在西部建立教师津贴制度，缩小东西部之间教师工资收入差距，是稳定西部地区教师队伍、提高教师素质的根本之计。

　　表1 1998年部分高校教职工年收入统计表(单位：元)
　　地

　　区
　　 学校名称
　　 合计
　　 教学人员
　　 科研人员
　　 行政管理人员


　　 西安交通大学
　　 10792
　　 14821
　　 15345
　　 11984

　　兰州大学
　　 10521
　　 14709
　　 11689
　　 6575

　　西
　　 四川大学
　　 8264
　　 9554
　　 8908
　　 6990

　　部

　　地
　　 重庆大学
　　 6620
　　 6225
　　 6714
　　 6132

　　区
　　 陕西师范大学
　　 11000
　　 14567
　　 13163
　　 11005


　　 西南师范大学
　　 9681
　　 11727
　　 10455
　　 9383

　　平均数
　　 9479．67
　　 11933．83
　　 11045．67
　　 8678.17


　　 北京大学
　　 15697
　　 22734
　　 17935
　　 14937

　　清华大学
　　 13334
　　 17866
　　 17114
　　 15551

　　北
　　 人民大学
　　 10730
　　 12714
　　 10612
　　 10360


　　 北京师范大学
　　 14713
　　 17915
　　 17884
　　 13957

　　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16547
　　 24779
　　 15789
　　 20482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18945
　　 24046
　　 22000
　　 21538

　　平均数
　　 14994．33
　　 20015
　　 16889
　　 16137.5


　　 复旦大学
　　 23857
　　 33406
　　 17432
　　 23245

　　上
　　 同济大学
　　 16224
　　 17547
　　 18944
　　 15576


　　 上海交通大学
　　 15562
　　 17945
　　 17507
　　 16143

　　海
　　 华东师范大学
　　 22173
　　 47620
　　 12782
　　 14857


　　 平均数
　　 19454
　　 29129．5
　　 16666．25
　　 17455.25


　　二、从维护和实现教育公平的角度看,应该出台这一政策
　　　　追求教育公平是一切进步社会所坚持的基本理念。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以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因此更应该把追求教育公平摆在突出位置。江泽民同志指出，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最终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要求。近年来，随着东西部经济差距拉大，两类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也日见突出。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如果在同一国家或同一社会制度下区域间的教育发展水平严重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或差距超过了一定“度”的界限，那么就会在客观上导致受教育的“质”和“量”上正面临着不公平。从“量”的角度看，西部儿童较之东部儿童在入学率、受教育年限，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的升学率方面存吏大差距与不公平。从“质”的方面看，由于西部教育基础设施落后，教学手段简陋，儿童信息闭塞，特别是由于教师教学水平不高，导致西部儿童接受的是质量较差的教育。这种因教育资源差别和施教者素质水平不同而导致的受教育“质”的不公平比之受教育“量”的不公平危害性更大。寻求和保障教育公平是我国宪法和教育法的明确规定，同时也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与义务。教育公平的实质是政府作为控制社会运行的中枢和分配教育资源的主体应该对全社会范围内的教育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确保受教育群体和个体的权利大致平等。其中，最核心的是要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以及人道准则、人文情怀出发，对处境不利地区和弱势群体在资源份额上予以格外的倾斜、照顾和救济。我们认为在西部地区建立教师特殊津贴制度，正是体现政府保障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也是体现不利地区和弱势群体进行人道关心的重要方式。

　　三、从落实中央关于加大对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角度看，应积极地出台这一政策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国家实行重点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增加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由此可见，增加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是国家既定的方针。然而，目前国家向西部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的具体项目和整体制度尚未建立健全，特别是其中用于教育事业发展的比例还未确定。本着“西部大开发，教育要先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财政转移支付应首先向西部的教育事业倾斜。因为，其一，从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本内涵来看，一个重要的意图在于使西部开发由能源开发为主型向人力资本开发为主型过渡，而在西部的教育领域里率先实行财政转移支付，正是扩大西部人力资本投资的体现。其二，从财政转移支付的实施原则来看，其主要依据是各地区的事权⑥大小来确定。就东西部之间的事权状况来比较，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需要办的事情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而教育则是其中的当务之急和根本大事。循此，财政转移支付应重点向西部的教育事业倾斜。其三，从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性来分析，西部的教育事业尤其是基础教育事业是迫切需要实行财政转移支付的领域。　　　　1985年我国实行“基础教育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应该承认这一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地方政府的办学积极性，使我国基础教育的规模迅速壮大，质量明显提高。然而这一体制在“一刀切”的实施过程中也明显地产生了一些问题，即它把行使基础教育公共投资的责任几乎完全甩给了县乡基层政府和村民。对于东部发达地区而言，这种“低重心、分权型”⑦的教育公共投资体制可以行得通，并在客观上产生了促进教育发展的积极效应。而对于处于贫困水平的大多数西部地区而言，这一体制在硬性实施的过程中更多地引发了负面效应。它加重了西部地方财政的负担，也加剧了西部农民的负担，同时使西部的教育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长期在“缺氧”和“断炊”的状态下挣扎。西部地区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就是这一效果的突出反映。从西部教育财政的这种严峻态势出发，国家也应该首先在这一领域里增加财政转移支付。
　　　　对西部教育增加财政转移支付，一方面应在科学评估、整体规划的基础上，合理地确定中央、省、县、乡四级政府以及村的办学责任与投资分担机制，譬如基础教育的基本建设费可由县、乡两级人民政府按比例分摊，而教育事业费则可在划定贫困区域标准的基础上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按比例分担。另一方面，作为中央级财政还应针对制约西部教育事业发展的“瓶颈”，采取一些带有战略性的重点转移支付或专项转移支付。既然师资问题是困扰西部教育事业发展的最为突出的矛盾，那么中央财政就应该有侧重点地在这方面进行专项转移支付。在西部建立教师特殊津贴制度并由中央财政直接支付这笔经费，正是一项可以改变西部教育面貌、全面推动西部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举措，同时也是落实中央对西部地区增加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四、依据“梯度开发理论”，国家应该向西部出台这一政策
　　　　 “梯度开发理论”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战略思路。这一理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已经在国内形成了一种技术梯度，即有些地区是“先进技术”，有些地区是“中间技术”，有些地区是“传统技术”，由此主张应因势利导地利用这种技术梯度，让“先进技术”地带先发展起来，然后再梯级地向“中间技术”地带和“传统技术”地带推进、转移。在梯度开发过程中，国家的优惠政策优先向“先进技术”地带倾斜，然后再逐步地向“中间技术”和“传统技术”地带倾斜。⑧自“七五”以来，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策略上实际上采取的就是“梯度开发”的思路与模式，即把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梯度开发”的第一梯级，采取了优先并加速发展的战略。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国家投资向东部倾斜，例如1982—1992年国家建设投资中，东部地区占46％，约为西部地区所占比例的两倍，1992年我国投资增量中约有62％是在东部地区完成的。⑨其次，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向东部倾斜，东部重点发展加工制造业和新兴产业，而西部则形成了以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为主的格局。再次，产品价格向东部倾斜，东部的工业晶尤其是轻工产品价格首先放开，由市场确定，而西部的能源、原材料等产品价格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受计划经济控制，普遍偏低。上述梯度开发的策略，极大地促进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从经济总量上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但同时也造成了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急剧拉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从“梯度开发理论”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出发，在东部地区已经取得巨大发展的今天，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已到了应该向中西部进行梯度推进和转移的时候。中央在“十五”计划中提出的调整区域经济发展结构、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也正是这一思想和思路的体现。既然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向西部进行梯度转移的历史阶段，那么，国家的各项优惠政策特别是投资政策就应该向西部倾斜。建立西部教师特殊津贴制度，正是在这种梯度转移过程中体现向西部投资倾斜的很好途径。对此，相信已经富裕起来的东部人民能够予以理解和支持。

　　　　 综上所述，目前迫切需要国家在西部地区建立教师特殊津贴制度。这里需要强调和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在西部建立教师特殊津贴，其额度不应是点缀性的、象征性的，而应该具有较大的力度。过去国家曾实行过地区工资级差补贴制度，但由于补贴金额过小，现在已经不能真正发挥其效力与作用。2001年，财政部和人事部下发了《关于实施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的方案》，这是很好的举措。但是它对于解决目前西部教师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仍显力度不够。其一，津贴标准不高，平均一类地区43元，二类地区86元，三类地区172元，四类地区300元。而且津贴标准较高的三、四类地区覆盖面极小，仅覆盖了西部10省区的144个县。其二，此项制度并非专门针对贫困地区的教师实施，因此它的启动既不能从整体上缩小西部人员与东部人员在工资收入上的差距，也不能有效解决西部地区目前在教师队伍建设上面临的流失严重、补给困难、素质低下等实际问题。从当前东西部地区教师工资收入的实际差距来分析，我们认为西部教师特殊津贴的额度应至少达到全国教师工资平均水平(1999年全国教职工年平均工资为8474元)的50％以上。惟有如此，此项政策的出台才能真正达到稳定和巩固西部教师队伍，并激励和吸引全国其他地区的人员积极到西部从教的目的。
　　第二，实施西部教师特殊津贴制度所需的资金应该全部或主要由中央财政负担。这是因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普遍落后，各级地方财力薄弱，如果中央只出台政策而不拿钱，仅依靠西部省区的地方财政根本无力支付这笔费用。目前全国拖欠教师工资最多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以陕西省为例，截止2000年已累计拖欠教师工资近9个亿。四在连教师正常工资都难以兑现的情况下，西部的地方财政又何以能支付起这笔额外的费用?倘若中央只出政策而不拿钱，一方面会使特殊津贴的实施成为“空调”，另一方面也就丧失了国家对西部教育实行倾斜支持的实际意义。1994在实行了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实力已得到了很大扩充，国税比例由改革前的38％上升到了改革后的52％，地税比例由改革前的62％下降到了改革后的48％。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财政应该也有实力拿出资金支持西部的教育事业。从初步的框算看，西部10省区目前约有各类教师300万，假定给每位教师平均一年补贴4000—5000元，那么每年总计约需120～150亿资金，这在目前我国GDP已近10万亿元的国力条件下并不难实现。
　　　　第三，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和不平衡，因此，在西部实施教师特殊津贴制度不能笼而统之地推行，也应体现出地区间的差异。为此，国家应在严格评估的基础上界定和划分出西部地区享受特殊津贴等级的区域界限，对自然条件、人文环境和经济状况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津贴等级，越艰苦、越困难、越贫困的地区其津贴的额度应越大。
　　　　第四，在国家对西部地区实施了教师特殊津贴制度之后，中部及东部一些省份的欠发达地区必然也会提出同样的政策诉求。如果出现这种状况，我们认为中央应在严格评估的基础上划定出该省份实施教师特殊津贴制度的区域界限及应享受的津贴等级，中央只需出台政策而不拿钱，因为从总体上看，东部和中部绝大部分省市完全有能力依靠不同级别的地方财政来支付或转移支付这笔费用。

　　[作者简介] 赵世超，陕西师范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司晓宏 陕西师范大学组织部部长、副教授 (西安 71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