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了深入实施大学文化建设计划，挖掘西电红色文化资源，发挥文化育人功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机关党委、离退休处、档案馆、图书馆、人文学院、校友总会等单位联合，主要面向离退休老同志和校友推出“讲述西电故事、留存西电记忆、传承西电精神、弘扬西电文化”等征文、访谈等活动。为此，我们特开设“西电往事”栏目，对征文、访谈的内容进行选登，稿件内容仅代表作者（受访者）本人的观点。欢迎广大师生积极投稿，可发送邮件至news@mail.xidian.edu.cn。联系电话：81891716。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为了弘扬抗战精神，增强广大师生的爱国爱校之情，我们将陆续对抗战老战士进行访谈，也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延安时期的军委通校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刘嘉相

刘嘉相简介：

刘嘉相，男，山东青州人，1929年12月出生，早年就读于天津国立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1951年1月，抗美援朝时期参军到我校。曾任学员、宣传干事、校刊编辑、校党委秘书、校党办主任等职，并编写校史多年。1990年1月退休。

一、长征结束、到达延安

1934年10月，军委通校（西电前身）开始长征，代号“红星大队”，共425人。历经千难万险，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合，学校跟随红一方面军，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12月到达瓦窑堡，与陕北红军、红25军无线电训练班合并，建立“军委通信学校”。

长征开始，军委通校有400多人，大部分学生在长征途中提前毕业，分配工作，最后到达延安的只有20余人。一个个面黄肌瘦，走路都摇摇晃晃。到1936年冬，大家还穿着单衣，经过休整，学校开始教学工作。因长期在延安办学，越办越大，越办越好，全国各解放区，均称之为“延安通校”。能到“延安通校”学习、进修，是极大的光荣。“军委通校”的名字渐渐被“延安通校”所取代。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旧址

延安通校旧址

二、电子一条川

军委通校到达延安后，曾在延安市及周边多地办学，后来军委三局决定把三局本部、通信材料厂、军委通校、新华广播电台等单位集中在裴庄、川口、盐店子、王皮湾的一条山沟里，是名副其实的电子一条川。当时全延安都没有电，唯独这条沟里，所有单位都有电，有用水煤气做原料的汽车发电机，有用煤做原料的20千瓦的交流发电机。有15千瓦的蒸汽锅炉带动的发电机。

军委三局是党中央、红军的通信指挥机关。局长王诤，局部有各科室，人员很少，但很精干。局部有很多电台，称之为“分队”。他们昼夜与各解放区、根据地、各地八路军、新四军部队联系。向下传达命令，向中央汇报各地情况。还有些电台与各地地下党的潜伏电台联系，收集破译日军、汪伪军的电讯情报。毛泽东曾说：“没有你们，我们党中央在窑洞里就成了聋子、瞎子，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三、通信材料厂

通信材料厂，在延安赫赫有名，这里有很多回国留学生、大学生、上海来的技术工人，各类人才100多人。有车、钳、铣、鉋、铸、装配等各种工序。

特别是，中央用巨额，专门在香港采购电子器件，朱总司令多次利用公务的机会，将这些器材押送回材料厂。因为总司令坐的车，沿途国民党军警不敢检查。有一次周恩来亲自带车队由西安到延安，他的警卫员龙飞虎每到关卡，就立刻到车门上大喊“这是周恩来先生的车！”国民党军队就让路放行了。运来的材料，有手摇发电机，各类电子管、漆包线等。材料厂可以组装25瓦的功率电台，生产50瓦、100瓦发报机。后来又装大型发射机，用807电子管，第一级高用814电子管，强放用806电子管，整机高达1.5米，先后装了两部。

因为有电，爱国华侨送的X光透视机，放在这里。延安有几台大卡车，一台吉普车，出了毛病，也送到材料厂。前线的首长经常缴获日军的手表、照相机、望远镜，都有些伤残，也带回延安让王诤修理，他都能修旧如初。

四、军委通信学校（延安通校）

军委通校自建立以来至1948年，均未在社会上招生，都从军队内部选拔。学校长征到陕北后，学生很少，因为红军中能选到有文化的青年，十分困难。但自“七七事变”后，大批青年到达延安，中央举办了“抗大”、“女大”、“陕北公学”等学校，也有很多同志分配到通校，所以教师、学生从质量及数量上，均大为提高。

军委通校长征到陕北后，校长吴泽光，政委曾三。吴泽光是广东潮阳人，大革命时在汕头参加共青团。19岁考入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三年，理论基础较好，擅长无线收发报及维修技术。毕业后在汕头与南洋往返的商船上任电台台长，英文水平很好。1934年任陕北延长石油矿电台台长。1936年红军解放延长，他主动参加红军，同年加入共产党。得知他的经历，军委任命他为通校校长，一直担任到1945年，后来他去了晋冀鲁豫军区任三局局长，兼军区通校校长。

他的发报技术精湛。他上发报课时，通校不少人放下工作站在窗外静听，据说像听钢琴家演奏一样悦耳动听。

红军到达陕北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攻打红军，均告失败。后来张学良自驾飞机到“施肤”天主堂（后改为延安）与周恩来会晤，达成多项协议。张学良东北军退出延安后，1937年1月，我校随党中央、红军大学等单位，一起进驻延安。根据“周张协议”，中央派曾三带一小分队，二部电台，住进西安建国路“张学良公馆”。曾三从此离开学校。这部电台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前后，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通校教师最多时，有60多人，因为抗战以后，很多大学毕业生到了延安，分配到学校工作。1937年有上海交大电机学毕业生孙俊人、罗沛霖、孙有余，东北大学毕业生张可曾，还有清华大学电机学毕业生钱文极、傅英豪、唐旦、周建南。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弟弟，陆亘一牛津大学留学后回到延安，参加抗日。吴泽光的弟弟吴元亮从南洋回到延安，教英语。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生程明升及其夫人（日本籍）一同到延安。特别是南京中央大学的音乐教授谌亚选夫妇，不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而来到通校，一直工作到张家口军委工程学校。当时校歌就是他们编写的。还有长期从事地下电台工作的申铭鸿及其弟弟申仲义到通校任教。

这些教师不是同时在校，学校也不固定编制。他们在军委三局、材料厂、通校交替工作。材料厂装配大型电台，通校校长参加，学生去参观。材料厂为前线抢制电台，通校学生都参加。

1942年，因为通校教学水平提高，军委决定将通校升级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王诤兼校长，但是，“电讯工专”的名字，一直没有叫开，大家仍叫“延安通校”。

学校的办学方式是多样的，如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循环教学等，战争时期的教学方法非常实用。例如1942年，军委从美军那里搞到20吨无线电器材。军委三局将这些电台视为珍宝。为了充分发挥其作用，抽调各大解放区的通信负责人及技术领导到通校学习。先由孙俊人讲解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王诤决定拿出10部电台，让参加学习的同学分组将其拆卸打开，以实物进行教学，然后再分组重新装好。毕业后，把这批先进电台带回各解放区，此后大大提高了通信质量。

五、通校的艰苦物质生活与充实的文化活动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还允许与延安地区的物资往来。不久，他们不准向延安运送物资，延安地区物资生活发生严重困难。从历史影像资料看，毛泽东同志做报告时，都穿带补丁的衣服。困难时，通校每年只发一套军衣，不发棉衣，只发一些补衣用布。秋天发一些羊毛，同学们纺成线，自己编织毛衣、毛袜子过冬。夏天，同学们做木板拖鞋、打草鞋，还有的同学干脆打赤脚。冬天自己上山伐木烧木炭取暖。1942年，边区扩大生产，种菜，开荒，到了冬天，学生大灶有时可以吃到肉了。

物资生活虽然困难，但精神生活十分丰富。打篮球是三局和通校的重要体育活动。王诤是体育健将，他是三局篮球队的中锋。三局的篮球队是1940年军委系统运动会上的冠军。通校的文娱活动十分活跃，走进校区，歌声不断。1939年三局在盐店子建了一个能容纳300人的大礼堂，经常演出小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周了山》《血泪仇》《黄河大合唱》等。

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党中央一直想建设口语广播，以宣传党的政策，及抗日的真实情况，揭发国民党的谎言。但缺少器材，未能实现。直到1940年，周恩来从苏联带回一部广播发射机，建立口语广播才提上日程。

关于设备安装，落到三局的材料厂及通校身上。地址设在盐店子附近。为了防止敌人轰炸，在一个石崖上挖出二个房间，一间装射机，一间供人居住，在石崖的对面是一个山坡，挖了几孔窑洞，四周用毛毡贴住，就是播音室。播音室有一长桌子，一个话筒，一本字典，一个旧手摇唱机，几张旧唱片。播音员有两位女同志，徐瑞璋和姚雯。当年各电台的播音规律是：先放开始曲，再报电台，代号，然后播送节目。在延安没有录制唱片，只好由播音员自己唱“兄妹开荒”中的前几句，“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唱……”。广播稿由新华社广播科供应。遇上延安发大水，通信员要游水过河，然后骑马送到盐店子王皮湾。

1940年开始试播，广播员先唱“兄妹开荒”，然后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广播……停止播送后，不到10分钟，各地电台反馈回信号：“声音清楚，音质较好”。也有说：“声音较弱，音质差”。通校负责广播的同志，立即升高天线，调整方向，经过多次试播，包括解放区在内的各地，均反映较好，于12月30日开始正式播音。初期每天上、下午各一次，每次3小时，周率为600个千周，后来改为三次，深夜一次，每次时间加长。

首先传开的是各解放区，“兄妹开荒”的歌先流行起来了。敌占区一些大学，有一天学生突然唱起“雄鸡，雄鸡……。”校领导查问，为什么都唱“雄鸡，雄鸡的，什么意思？”查问后，校领导也听起了新华广播。国民党地区的党、政、军领导，都偷偷听新华社广播，已成了公开的秘密。

播音中间要放一段音乐，怎么播呢？开始由播音员自己唱，后来由通校的合唱队挤在不到20平米的播音室内，现场表演“五月的鲜花”、“游击战之歌”、“大刀进行曲”、“延安颂”。后来把延安“鲁艺”的合唱队请来唱“黄河大合唱”，现场直播过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演这些节目时，就在播音室外小广场上播出。这些歌曲朗朗上口，一夜间传遍大江南北。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那里！……”这些唱段，就连不会唱歌的老乡、小媳妇也会唱上几句。

每逢在室外播音，材料厂、通校同志都去帮忙架线，装麦克风。时间长了，周围村子的老乡，早早过来观看，不少是骑驴来的，几只驴相见，难免“哦……”地大叫起来，这些声音也随之广播出去。当即不少解放区的电台来询问：“为什么电台还有驴叫声！”弄的播音台领导，哭笑不得！

1943年三八节播音时，发射管突然坏了，材料厂、通校，改装了一台100瓦发射机，暂时使用，但效果差了很多，直到1945年才正式恢复广播。

特别要提到的是，每周三会增加对侵华日军的广播，稿件由被俘日军组成的“反战同盟”提供。通校程明升的夫人是日本人，由她负责播音。有时也将前方战士缴获的日本军人家信，略加整理予以广播，这些对瓦解侵略军军心起到一定的作用。

七、斯诺到延安通校

《西行漫记》的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过通校。他在书中写到：“我见一个14岁的少年，他曾在上海一家机器厂当学徒，他同三位同伴历经各种危险，到了西北，我见到他时，他是保安无线电学校的学生。我问他是否想念上海，他说不想，他在上海没有什么牵挂。”

斯诺所指的3人中的那个最小的，就是通校的学员柳仁甫，后来采访时，他说：“1936年，我们一行6人，由徐承志带领到达红军兵工基地——吴起镇。我和钱松甫等3人被王诤选定到通校学习。我们回到保安，见到斯诺，文中说是14岁，我们应是17岁”。

八、20吨无线通信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对日宣战，美军要派B25轰炸机轰炸华北、东北日军军事基地以及日本本土，因此迫切需要解放区提供气象资料。

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与三局谈判，达成的协议是：我军提供有经验的报务员，由美军培训气象知识。毕业后空运到华北、山东各地，每日两次向美军及三局提供气象情报。条件是，美军提供20吨通信器材给三局。后来，这20吨器材，有各种电子管及器材，美军先进的SCR-284、v101发报机，送到材料厂和通校，对我军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这批学生中，就有我校现在离休老干部葛仕民，他和王振海、吴有利3人在涉县建立气象通信台。有时也引导美机轰炸日军占领区，直至日本投降。

九、“顺风耳”最先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

抗战时期，在延安电台最多的单位一是军委三局，一是新华社。新华社因为工作需要，它要有很多电台，收听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德新社等的广播新闻。电台的总领班是李光绳，他是通校毕业，60年代在我校任科研处长。电台的报务员也大多是通校毕业生。

1945年8月8日凌晨2时，李光绳正在收听路透社播发的新闻，突然收到“Russian Declared War On Japan”（苏联对日宣战），李光绳把新华社翻译科的同志叫起来证实此消息，立即报告党中央。

日本投降前，已有很多小道消息了！但在日本投降前多日，一天晚上，新华社电台收听到美联社急促的播出：“Japan Surrender！”。报务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猜是“投降”。把李光绳叫来，也不能确定，马上把新华社翻译科的同志从梦中叫醒，他们一听，肯定日本投降了，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给党中央。

党中央通知三局电台，立即通知各解放区：“接受日伪军投降，扩大根据地”。同时，由彭真、陈云、林彪等领导带领一批人员赴东北，接管广大东北地区。通校懂日、俄语的同志，如：程明升、段子俊、张可曾等，随乘苏联的飞机到东北。中央同时命令山东军区司令罗荣桓、政治部主任欧阳文，带领数万人，渡海去东北。各根据地的八路军、游击队，以及广大群众，接到命令，立即把敌人的炮楼包围起来，接受日伪军投降。

解放区的军民，欢呼雀跃，填壕沟、烧炮楼，一下子山东、河北、山西等地解放区连成一片，人们畅行无阻。到这时都解放了！再也没有日伪军的岗哨了。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不断发报，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同时他请求美国派飞机，军舰运送兵力。他们到达东北时，已经几个月之后了！

事后各解放区纷纷致电中央，称赞命令及时，实际上是通信保障，真是“千里眼，顺风耳”！

十、别了延安

日本投降后，内战开始，八年来一直围堵延安的胡宗南部队，开始准备向延安进攻。

通校不再招生，教师大多分配到各大军区工作，1947年，学校以“军委三局通信队”名义，随三局过黄河到了山西，又转到河北平山县，离西柏坡不远的西黄泥村驻下。1948年参加组建“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1949年迁到河北张家口，1958年迁到西安。

军委通校自1935年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到1947年离开，在延安地区办学13年，这也是我校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段历程，在今天日本投降70周年之际，回忆这段历史，别有一番滋味！